这里有一错觉：即被视为爱的，只是独特的、基于恨的爱之表面形式；具体说是基于恨自我和逃避自我。帕斯卡尔《思想录》用古典手法刻画了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沉溺于外在生活的种种可能形式，沉溺于娱乐、运动、狩猎等，缠身于“事务”或为“集体”没完没了地工作——原因只有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不能正视自己，于是不断地设法摆脱空虚，摆脱“浸透着虚无的感觉”状态。我们从某些变态心理（比如歇斯底里）中可认识到这种“利他主义”：精神病人已无法“自己”感受、体验，每一体验都只建立在对他人体验的参与体验上，建立在他者的可能领悟上，建立在他者的可能期待、他者对某事件的可能反应上。这时，精神病人失掉自身存在的任何“支撑点”，忽略自己的一切事情，完全进入“他人”的体验并为之而痛苦。比如，他什么也不吃，或伤害自己，以激怒“他人”。“普遍仁爱”的运动是这种情态的弱化表现。不错，这种行为有时也表现为一种集体狂的形式，比如，在俄国知识界，特别在男女青年学者中就是这样——他们喜欢把自己病态的牺牲欲和自我逃避注入政治和社会政治的“目标”，而且还把自己的病态视作“道义英雄主义”。[22]我们近来越来越多地碰上关心一切可能事物而唯独不关心自身和自身事务的“社会政治家”；一般说来，这类“社会政治家”大都只是些可怜的、空虚的、受逃避自我驱使的人。[23]这种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是病态的，只不过显出“更高”道义的假象，实际上却是日趋沉落的生命的一种符号、一种隐蔽的价值虚无主义的标志；对此，尼采强调得十分剀切。只是，他言中的恰恰不是基督教的爱，确切地说倒是现代“仁爱”的本质成分；现代仁爱实际上在其核心里体现着一种社会心理的蜕化变质现象。
基督教的爱理念体现的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建设性的最高精神原则；这一原则很难说基于以促进生命为目标的观念，但它事实上确在表达“上升的”生命。盲目地关心“他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他人，而且首先是关心“痛苦”——的那种软绵绵的感性感觉是一种极度平均化、瓦解性的人的生命原则，虽然它强调其目的乃是“促进生命”。尽管有此明确的目的，它仍然是日趋沉落的生命的表达。“现代仁爱”在自贬为一般福利的纯技术价值，因而它的价值观事实上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价值图表的伪造”，因为，现代仁爱把爱的突出价值以及与爱之行为相关的“福祉”置于种种感性快乐之下——而且与享受这一感性快乐之人的位格价值无关。于是，种种伟大的爱者出现了，这是现代历史最神圣的现象。按基督教的观念，上帝之国才会在历史中作为神圣现象自行显象，其表征是一些卓越的楷模，他们总是为“人类”重新拟定方向，并通过他们对人“类”的参与，使人这一“族类”存在本身多少得以称义，同时能承担更高的价值生命，而现代的爱者不是这样的楷模，他们不过是提高群众享乐的仆人！这确实是道德中的“奴隶起义”（就该词本义而言）！这不是“奴隶”的起义，而是奴隶价值的起义！
基督教的爱理念与“现代仁爱”观在本质和本源上的根本差异有多大，它们在具体历史事态中的关系也就有多复杂；这些关系虽然没有证明尼采将两种观念混为一谈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也让这做法显得可以理解。花样繁多的“禁欲”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