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童桥是江阴城东一个小镇，建在一条河边上。这条河是当时江阴的运输要道，北接长江通苏北的渡口，南通常熟苏州。金童桥小学坐落在镇中心，是一个如四合院的院落，校长是金阮达，也是金家大院的一支主人。学生并不多，只有四个年级几十名学童。因此上课是复式班，一年级与三年级合班、二年级与四年级合班。我们用的课本还是抗战前的，里面有许多抗日的内容。所以一到日本兵来清乡，学校就停课，我们把课本藏到墙壁下面的通风洞里，人都逃到别的村去。我们住在周庄、华墅时还经常逃到定山上躲在山洞里。那种担惊受怕的情景至今有时还会在梦中再现。
但小时候也有欢乐，日本兵也不轻易下乡来，因为这里还有游击队活动，所以平时也还安定。特别是过新年的时候，会有唱滩簧的戏班子到这里来演戏。戏院就设在学校旁的城隍庙里，我们放学后就挤进去看戏，什么薛仁贵征东啦，郭子仪征西啦，热闹非凡。我家门口是一家米店，旁边是铁匠铺，我时常喜欢站在门口看他们打铁。只见他们一忽儿把一块铁从火炉里拔出来，放在砧铁上敲打起来，一忽儿又把它放到水缸里，只听见“嗤”的一声，感到非常悦耳，但并不体会铁匠们有多少辛苦。
镇最西头有我奶奶的一个寄名儿子李某，顺便说一句，江阴有一种风俗，小孩子生下来就要找一位夫妻双全、儿女满堂的人做寄母，这样小孩才能保证健康长大。李家恰是金童桥的大户，兄弟几个开了面粉厂、榨油厂。我经常到那里去玩，面粉厂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榨油厂可是十分艰苦的场所，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我在那里见到了手工榨油的全过程。李家门面就是一个河码头。大豆由这里运上岸，工人背一袋大豆，掌管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等大豆搬完，工人以竹签兑换工钱。等到榨油时，先要把黄豆用机器压扁，然后放到木桶里去蒸，蒸好以后倒到用竹子编成的圆箍里，箍底里铺着蒲草。工人要把一桶蒸熟的滚烫的豆倒到竹箍里，然后垫上蒲草用双脚把它踩实，踩成豆饼，再把豆饼放到榨油机上去榨油。榨油机是木制的，工人用一个个木楔子打进去，把油榨出来。因为温度极高，工人们都是光着身子干活。劳动强度是极大的，现在想来真像人间地狱。他们的劳动令我印象极深。李家不仅开工厂，也种地、养蚕。春天蚕宝宝出生，休眠、蜕皮、吐丝、结茧，很有意思。夏天打麦场也是小孩喜欢掺和进去的地方。
镇西还有一家制酒厂，据说李家也有股份，所以他们也带我进去玩。一般人以为黄酒造出来就是黄的，其实不然，雪白的糯米，酿成酒怎么就变黄了呢？原来酒里要兑上炒煳了的麦芽糖，这样才变成黄酒。我们小时候喜欢跳篾，城里小孩跳的是绳子，我们那里跳的是竹篾，即把竹子削成又细又薄的篾，用它来跳，既刚又柔，比绳子好跳。为了跳篾，常常会到竹匠那里，看他削篾、编筐。
总之，我在金童桥见到了各种行业、各色人等，长了许多社会见识。这对我的一生来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知道了各种劳动人民的疾苦。这在城里的孩子是见不到的。
金家大院是金童桥的望族人家，支脉纷呈，人口众多。我们同辈的孩子就有十多个。其中金懋鼎比我大几岁，我读小学时，他已经在外面读初中了。他放假回来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一年夏天，纳凉时他给我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于是也读起“三国”来，我那时大约是读五年级。抗战胜利以后，南菁中学复校，懋鼎兄从乡下的中学回到南菁中学来，我们就成了同学。当然他是学长，我读高一，他已读高三了。后来他考上厦门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于是一南一北就难得见面了。特别是他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们更是天各一方。直到“**”以后，他得到平反，我们也才得以会面。几十年的沧桑真是难以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