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塞纳河一直走下去，浑身哆嗦，非常失望。最后在河边找到了一辆夜里做生意的旧马车，这种马车在巴黎只有在天黑了以后才看得见，它们是那么寒伧，白天出来好像会害羞的。
这辆车一直把他们送到殉道者街，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凄凄凉凉地爬上楼回到自己家里。在她说来，一切已经结束。他呢，他想到的是十点钟就该到部里去办公。
她褪下了披在肩上的衣服，那是对着大镜子褪的，为的是再一次看看笼罩在光荣中的自己。但是她忽然大叫一声。原来颈子上的项链不见了。
她的丈夫这时衣裳已经脱了一半，便问道：
“你怎么啦？”
她已经吓得发了慌，转身对丈夫说：
“我……我……我把福雷斯蒂埃太太的项链丢了。”
他惊慌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么！……这不可能！”
他们于是在裙子的褶层里，大氅的褶层里，衣袋里到处都搜寻一遍。哪儿也找不到。
他问：
“你确实记得在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戴着吗？”
“是啊，在部里的前厅里我还摸过它呢。”
“不过如果是在街上失落的话，掉下来的时候，我们总该听见响声啊。大概是掉在车里了。”
“对，这很可能。你记下车子的号头了吗？”
“没有。你呢，你也没有注意号头？”
“没有。”
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十分狼狈地看着。最后罗瓦赛尔重新穿好了衣服，他说：
“我先把我们刚才步行的那一段路再去走一遍，看看是不是能够找着。”
说完他就走了。她呢，连上床去睡的气力都没有了，就这么穿着赴晚会的新装倒在一张椅子上，既不生火也不想什么。
七点钟丈夫回来了。他什么也没找到。
他随即又到警察厅和各报馆，请他们代为悬赏寻找，他又到出租小马车的各车行，总之凡是有一点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她呢，整天地等候着；面对这个可怕的灾难她一直处在又惊又怕的状态中。
罗瓦赛尔傍晚才回来，脸也瘦削了，发青了；什么结果也没有。他说：
“只好给你那朋友写封信，告诉她你把链子的搭扣弄断了，现在正找人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应付的时间。”
他说她写，把信写了出来。
过了一星期，他们已是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罗瓦赛尔一下子老了五岁，他说：
“只好想法买一串赔她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装项链的盒子，按照盒里面印着的字号，到了那家珠宝店。珠宝商查了查账说：
“太太，这串项链不是在我这儿买的，只有盒子是在我这儿配的。”
他们于是一家一家地跑起珠宝店来，凭着记忆要找一串和那串一式无二的项链；两个人连愁带急眼看要病倒了。
在王宫附近一家店里他们找到了一串钻石的项链，看来跟他们寻找的完全一样。这样首饰原值四万法郎，但如果他们要的话，店里可以减价，三万六可以脱手。
他们要求店主三天之内先不要卖它。他们并且谈妥条件，如果在二月底以前找着了那个原物，这一串项链便以三万四千法郎作价由店主收回。
罗瓦赛尔手边有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其余的便需借了。
他于是借起钱来，跟这个人借一千法郎，跟那个人借五百，这儿借五个路易西[1]，那儿借三个。他签了不少借约，应承了不少足以败家的条件，而且和高利贷者以及种种放债图利的人打交道。他葬送了他整个下半辈子的生活，不管能否偿还，他就冒险乱签借据。他既害怕未来的忧患，又怕即将压在身上的极端贫困，也怕各种物质缺乏和各种精神痛苦的远景；他就这样满心怀着恐惧，把三万六千法郎放到那个商人的柜台上，取来了那串新的项链。
等罗瓦赛尔太太把首饰给福雷斯蒂埃太太送回去时，这位太太神气很不痛快地对她说：
“你应该早点儿还我呀，因为我也许要戴呢。”
她并没有打开盒子来看，她的朋友担心害怕的就是她当面打开。因为如果她发现了掉包，她会怎么想呢？会怎么说呢？难道会把她当作窃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