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1917年4月9日）
住在鞋匠家的人
瑞士的四围熊熊燃烧着世界大战的烈焰。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18年，侦探小说里才有的场景层出不穷地发生在这片和平的绿洲上。豪华旅馆中，交战国双方的使节们就像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样冷漠地擦身而过，尽管一年前他们还坐在一起打牌并邀约对方参加家宴。房间中倏忽出入着一群讳莫如深之人。议员、秘书、武官、商人、遮面纱或不遮面纱的女士们个个肩负着神秘使命。插着拥有赦免权的外国国旗的高级轿车驶向旅馆门廊，车上下来的是实业家、记者、艺术家和一些貌似偶尔出门的旅人，但似乎人人都怀揣着相同的任务：刺探什么或发现什么，甚至引领宾客的门童和打扫客房的女仆们也被委任去偷听或偷看。客栈、旅馆、邮局和咖啡馆中，互相摸底的人比比皆是。所谓的宣传演出无非是些间谍活动。人们相互吹捧，实则相互出卖。所有这些过客的公开交易都隐藏着两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被人监视。无论何种身份的德国人，只要一踏入苏黎世，伯尔尼使馆的人就会收到消息，一个小时之后，消息就传到巴黎。大大小小的间谍们每天都把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递交给使馆的外交参赞，这些外交官又会继续层层上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电话被窃听，字纸篓和吸墨纸中所有的往来信函都会被复原。在这种群魔乱舞的混乱局面中，许多人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猎手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告密者还是被出卖者。
然而在这段日子里，关于一个人的情报却少之又少。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太不引人注目：他既不下榻高级旅馆，也不泡咖啡馆，更不出席那些宣传演出。他和他的妻子秘密隐居在一个鞋匠家中。鞋匠家位于利玛特河畔身后古老又狭窄崎岖的巷子里，一幢如同其他老城中的房子一样，结实而高耸的房子的三层楼上。房子一半因为岁月，一半因为楼下的香肠作坊，被熏得焦黑。他的邻居们是一位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奥地利男演员。由于他总是沉默寡言，大家除了知道他是个俄国人，名字拗口之外几乎对他一无所知。房东也只是从这对夫妻寡淡的三餐和破旧的衣着中看出，他们已流亡多年，没有什么财产，也不做什么赚钱的买卖。他们搬来时的所有家当还盛不满一只竹篮。
这个结实的小个子毫不起眼，也尽量过着低调的生活。他回避与人交往。邻居们的目光几乎很少能与他眯缝的双眼中射出的深沉锐利的目光相遇。很少有客人拜访他。他每天规律地上午九点去图书馆，待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十二点十分准时回家，一点差十分又离开家去图书馆，成为下午的第一位读者，直至晚上六点。间谍们历来盯着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殊不知独来独往、好学勤勉的人才是煽动世界革命的头等危险分子。所以间谍们从未写过关于这个住在鞋匠家的微不足道之人的报告。只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却都知道，此人曾在伦敦做过一份激进的俄国流亡者小报的编辑，担任过彼得堡的一个名字拼写较长的特殊党派的领袖。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政党的头面人物发表过强硬而充满蔑视的言论并宣称这些人的理论有误，加之他所表现出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人们也就不大理会他。有些晚上，他会在一家无产者出没的小咖啡馆内组织会议，与会人数也不过最多十五至二十人，且大多数是年轻人，为此人们就像看待那些流亡的俄国人一样听之任之。这些流亡者只是些因为喝了太多的茶，因为无休止的争论而头脑发热而已。没有人把这个矮小而冷峻的男人放在眼里。整个苏黎世也不会超过三人，认为这个住在鞋匠家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值得被记住。要是当时某辆飞速穿梭于使馆之间的豪华轿车偶然将他撞死在街上，世人就不会再知道这个叫乌里扬诺夫或是列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