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火车开始检票了，刘云龙领着他的弟兄们把我们送上车，安排好座位后才下车走了。
车厢里乱哄哄的一片，孩子哭、女人叫，伤兵们连哼哼带骂，把你闹得昏头涨脑。好不容易火车才在一声鸣笛中开了车，车厢里这才稍微安静了下来。
我们三个坐在一排椅子上，对面坐着四个难民摸样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还没有到冬天却过早地戴了一顶棉毡疙瘩帽。车厢里人多，有些热，他顺脸淌汗可就是不摘帽子，我寻思他这帽子里八成是有钱之类的东西。靠窗户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个吃奶孩子，中间还坐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看他们穿着破衣烂襟和打满补丁包孩子的小夹被，不用问就知道这是一家难民。
火车启动后，妇女开始奶孩子。小的可能吃不到奶水，小的吃了几口把头一扭“哇哇”地哭了起来。大的一看小的哭，也跟着哭了起来。老头愣巴愣眼地瞅着她们，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眼睛溜着我们，满脸不好意思的神色。
马瑞芳人长得大心也大，上车后脑袋往窗户上一搭拉呼呼地睡了起来，玉莲闭着眼睛眯着，只有我睁着眼睛瞅着东西。
过了一会，这两个小孩的哭声还不止，而且像比赛似的越来声越高。妇女哭丧着脸打了那个丫头两巴掌，这一下小丫头哭得更厉害了。玉莲眉头直皱，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问妇女：“这俩孩子咋这么哭呢，是不有点毛病？”
妇女本来就泪汪汪的眼睛落下了泪，抽泣着说：“已经两天两宿水米没搭牙，我这奶也没有了。”
玉莲这时睁开了眼睛问：“你也是，咋不给孩子买点吃的？”
“哪有钱呐！我们坐车都没起票，是从站台边进来的，等一会查票还不知咋整？”
“你们是哪的，到哪去呀？”
“我家是九台其塔木的。男人叫中央军抓了壮丁，大上个月打仗死了，家里的房子也被炮崩塌了。这天气冷了，我们连个窝都没有。又偏赶上我这哑巴公爹得了脑疮，实在没有办法，我寻思回娘家吧。”
“你娘家在哪里？”
“我娘家在沈阳的八里堡，挺长时间没有信了，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正在这时，那个老头可能是脑袋刺挠得不行了，摘下了帽子用手挠了起来。那臭味扑鼻而来，玉莲急忙捂上了鼻子。我往他的脑袋上一瞅，只见他的头发已经掉光，血渍糊拉地淌着血水，帽子里垫的手巾已经湿呼呼的了。妇女赶忙用手比量了一下鼻子又指呼指呼我们，老头苦笑着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时候，妇女怀里的孩子嗓子已经哭哑了，大一点的孩子歪着头睡着了。
妇女说：“我这活着真不如死了。”
我瞅了瞅玉莲，玉莲说：“你瞅我干啥，咱不是有吃的吗？拿出来给他们吃点。”
我一听急忙弯腰从椅子下拽出刘云龙送给我们的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麻花、烧饼和蛋糕。那个小姑娘闻到了香味，睁开眼睛眼巴眼望地瞅着包里的东西，小嘴直咔巴。
我从包里拿出了四根麻花、几个烧饼递给那个妇女。玉莲嘴里“啧”了一声说：“拿那么几个够干啥，都给他们吧！”
当我把包递给那妇女的时候，她哽咽着说：“好人哪，谢谢你们啦！”然后给老头和丫头一人一根麻花，自己拿块蛋糕，嚼着喂孩子。我心想这战乱的年头，穷人活得可真难啊！
这件事我倒没觉得怎么地，车厢里的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人可真有钱哪，一送就是一大包!”有的说：“这年头，这么好心人少啊！”
那个时候，在食品上这麻花、烧饼、杠头（类似面鱼的饼干）和槽子糕（蛋糕）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有钱人家的孩子逢年过节也能吃点，穷人家的孩子成年到辈也难得尝一块。这一大包的好东西，在人们的眼里那就了不得了，就连我们仨也没舍得买。
这件事一哄哄开可不得了啦，前后车厢不知从哪来了那么多的小孩，伸着小手眼巴巴地瞅着我们，有的看着小丫头吃麻花小嘴馋得直巴搭，哑巴老头看着手里剩下的一小节麻花，寻思寻思捌成三块递给了身边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