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美国人最早接触的有关日本的人类学著作，对西方的日本学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位研究日本的美国学者曾表示：“自从《菊与刀》1946年出版以后，似乎任何人对日本的研究都只是在给这本书加脚注罢了。”
我第一次读《菊与刀》时还是一名学新闻的大四学生，对菊与刀所象征的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印象极为深刻。如今我已学习了四年的人类学博士课程，重新翻译《菊与刀》让我得以细致地阅读英文原文，仿佛与生活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本尼迪克特进行了超越时空的交流。
曾修过一门“女性人类学家”的课，课上介绍了许多和本尼迪克特同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作为一个人类学女学生，我一直对她们心怀崇敬。那个时代的女性必然在个人生活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能在男性统治的学术界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本尼迪克特是她们中间最为特别的。
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纽约中产家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曾以多个笔名发表大量诗歌。她于1921年（34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师从美国人类学之父法兰兹·鲍亚士。1931年留校担任助理教授，1946年（59岁）被推举为美国人类学会会长，并于同年出版《菊与刀》。
不同于许多早期的美国女人类学家离经叛道的形象，本尼迪克特始终显得温柔、害羞和内敛，这或许和她童年时患病丧失部分听力有一些关系。当她在书里强调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时或许已经意识到：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包括她自己，都可能是丰富而矛盾的。
本尼迪克特的父亲在她童年时便去世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年幼的她从此格外抑制情感流露，甚至直言：“我不爱母亲，我恨她沉溺于悲伤。”本尼迪克特从小迷恋死亡，她曾经研究了不同印第安部落对死亡的反应，并出版《文化模式》一书。她虽与一位生物化学家结婚，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与志同道合的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之间的爱情。这一切表明，虽然本尼迪克特外表隐忍内敛，其实内心又很固执和叛逆。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象日本人若读到书中的种种描述会做何反应。我写信给日本成城大学的陈力卫教授，询问日本人对《菊与刀》的看法。他答复：“该书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只需看看至今为止在日本的发行量。”截至1995年，口袋书小开本已被加印101次；截至1999年，日译本《菊与刀》卖出230万册。它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亦被战后的高中教科书引用。假设日本人反对书中的描述或者心存不满的话，这本书是不可能在日本保持半个多世纪的畅销纪录的。
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思维和行为方式，其研究成果将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成果中的一些内容是加密的，非机密部分则在日本投降后加以补充并出版成书。以鲍亚士为代表的文化人格学派认为文化是个体性格的聚合；性格根源于文化并受文化制约，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生理特质。他们采用心理分析式的方法研究文化模式和性格的关系，《菊与刀》便是这种方法的典范。
人类学研究几乎都离不开掌握当地语言和在实地中的参与性观察，但由于时间紧迫和受到战时国际关系的局限，本尼迪克特没有学习日语，所用素材也都是访谈、传记、小说、电影、广播等二手信息。但令人钦佩的是，她对日本战败后短期状况的预言几乎都被证实是正确的，这或许可以证明二手信息的可取之处。这种间接研究方法近年来又重新受到重视，为“虚拟人类学”所借鉴，用于研究网络群体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