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后一年，黄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不仅于此，这位中国晚明前清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康熙皇帝是“圣天子”。而正是这位黄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胁，在著名抗清诗人张煌言兵败被处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在数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说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对康熙皇帝，黄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来赞助国家的文化事业。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够出色，大约很难令黄宗羲有这样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黄宗羲同属超一流大家的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走，联络抗清志士。如今，态度变得日益温和，从视大清政权如寇仇，到开始关心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治理。康熙皇帝玄烨所做的一切，显然在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康熙皇帝在做这些事情时，前方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打得死去活来。一场血肉横飞、意义重大的战争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居然让康熙收发自如的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完成于康熙晚年，经过后来雍正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在二十四史中，这部《明史》仍然被认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中，会说漂亮话的数不胜数，而从心里害怕后世公论、能够把事情做得像康熙这么漂亮的，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在经济政策上，康熙十分开明。扳倒鳌拜自己执政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将京畿地区一千八百多万亩土地无偿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对新开垦或复垦土地征收赋税的年限也一再放宽，达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征赋，并对耕种者预借耕牛、种子、农具；开垦出来的田地面积并不清丈，全凭自己申报；到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明朝后期的四五亿亩，增加到了七亿多亩。有统计数字显示，康熙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豁免税粮、丁银、积欠赋税五百四十五次，总数可能远远超过了几亿两白银以上。
这种情形，势必会令百姓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康熙很明白，他娴熟地应用古代圣贤的教导来解释自己的作为：“民为邦本，要把体恤他们放在第一位；政在养民，不要用赋税搜刮他们是最要紧的。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富足，我当皇帝的怎么会不富足？政府的好处不给老百姓，那准备给谁呢？”
说实话，中国历史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少，而照着去做的却实在是太少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