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满八周岁的玄烨在聆听了父亲的遗诏后，宣誓“恪遵遗诏”，继位为皇帝。当时，他可能根本没听懂遗诏里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那份遗诏里面，顺治皇帝历数了自己十四条罪过，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过分亲近汉族官员，导致满族官员没有心思做事等等，实际上等于用皇帝的口吻将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这份遗诏从皇帝临死到最后定稿，中间经过了大约十多个小时。因此，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志，而非出自福临的本心。
七年后，康熙七年正月，已经亲政半年的康熙皇帝为父亲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将顺治遗诏中对自己的批判翻转了过来。如顺治在世时，苦读经史，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大量选拔汉族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等等，过去一股脑的罪过，如今全部变成功德，并且成为康熙皇帝执政的基本国策。此时的康熙或许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这个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庞大国家，未来的自己，将要在这里汲取很多东西，并且会比自己父亲走得远得多。
事实上，形势使然，他们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机制下，这种颠三倒四已经应该被看成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熙继位时，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扬州、嘉定、江阴、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长久的伤痛，薙发、圈地、逃人、投充之类更是恶名昭著。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江南科场案，顺治十五年发生的奏销案，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哭庙案和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无不令人谈而色变，使那一时期变成了一个真正血腥的时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难。而人心恰是这江山的根基，没有人心支撑的江山，将恍如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伙会在什么时间轰然砸下。
康熙亲政时，同一职级的满汉官员，满族官员的级别高于汉官。譬如，满族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汉族尚书、左都御史则只有二品；满族大学士为一品，汉族大学士只有五品。其他职位也全部如此。当时，同样是尚书，汉官见到满官时，需行跪拜大礼。稍早一点的观察家甚至记载说：满洲八旗的低级官吏甚或兵卒，时常会在不高兴时，用马鞭抽打高级别的汉族官员，或是饱以老拳。
康熙八年，将鳌拜打翻在地之后，康熙皇帝大权在握，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拉平。他大力宣扬满汉一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也开始选拔汉族官员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贤能，不论是满是汉。吴三桂发起三藩之乱时，以为大清朝已经没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谁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汉族军政官员，却在平息叛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显然得益于他亲政后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刚刚有了一点转机，康熙皇帝便又举重若轻地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天下贤才。这是在清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笔运作，不但大面积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敌对情绪，而且将全国富有影响的学者几乎一网打尽，导致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大美谈与盛事。若没有对社会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没有偌大的心胸格局与才干，恐怕是断然难以做到的。
这博学鸿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创的一个玩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