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涝、治蝗等等心得。他认为，冬天利用农闲时节，深翻土地，可以把虫卵冻死，是治蝗最好的办法。虫子繁殖时收拾易，长成后收拾难；小时候收拾易，长大后收拾难；在地上跳时收拾易，能飞以后收拾难。到今天，这都是符合治蝗规律的真知灼见。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位皇帝受到人们尊敬的部分理由。有学者譬如孟森先生曾经感叹说：假如康熙皇帝能够在他所学到的天文历算、数学、几何、园艺中，升华出一般规律，然后，以他的巨大权力和威望，在全国大力鼓吹与提倡的话，说不定中国就会与同时代的欧洲一道步入科学昌明的时代了。
可惜，假设对历史没有意义。
这位科学素养很高的皇帝，终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
当时，以及直到后来很久很久，中国的读书人仍然认为，科学技术是旁门左道，是奇技**巧，只有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才是终极真理。有一位学生，向孔老夫子请教农业技术问题，他老人家很没有好气。这位学生离开后，孔丘很恶毒地咒骂他是不可造就的小人。在这位颇有点儿势利眼的圣人心目中，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遂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尝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学的苦恼与耻辱，直到今天，还在苦苦追赶与挣扎。
据康熙说，他学习天文历算、数学、几何，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无法在臣子们打架时判断孰是孰非，因此，发愤苦读。如此想来，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钻研大约也有这种动机，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杀人放火的粗野夷虏，自尊心会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到后来，当他深切而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时，必定会令他自觉地将这种东西当成一个君主治国平天下的立身与立国之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尚未平息，他就写道：“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表明他特别清楚地知道，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与他帝王统治的治统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欲望，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说得真好。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的最深层动机。
康熙初年，曾经一度废除了八股经义取士，改为策论，要求应考的学子们针对社会问题，在命题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唐宋时期实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方式。康熙亲政后，将这种有助于活跃思想的方式再次废除，又改回到了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之中。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此人的大体思路——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在不能允许之列。并且，也就能够明白，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同样在康熙皇帝身上，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面。
从各种史料中判断，康熙的文化素养还不错。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有一股狠劲儿，在刻苦钻研那些古代典籍时，曾经累得吐过血。玄烨和他的父亲一样，据说也曾经在废寝忘食的学习中“咳中带血”。有资料说，为了练习书法，他临摹的大家手卷有万种以上，手书寺庙匾榜多达千余。高士奇等当时和后世的书法家称赞康熙的书法“深得古人之意”，应该不仅仅是在拍马屁。还有一种说法，对康熙就大为不利了，说是在宫中档案里，发现了一些康熙写的亲笔信，字迹拙劣得就像低年级小学生，由此认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书法作品可能都是别人代写的。若果真如此，大清朝皇家作假的本事可就太大了。在有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现之前，我们姑且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