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医和中医都再三对袁世凯加以告诫，一定要保持心平气和，多注意休息和饮食的调养，多多少少预示了袁世凯身体状况的变化。就连他本人每日清晨起床时，业已感到身躯沉重到难以操控的地步，腰圈越来越肥厚，步履也愈发蹒跚维艰，稍微走快了两步便白了脸色、喘起了短气。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回首盛年之际的种种风姿早已荡然无存。
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整整一个六月份都让他感到高兴不已，前前后后花费了近两年时间筹备和铺垫，如今登基称帝的美梦就快要实现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已经日益不济，也很清楚推行帝制容易但守住帝制大统却很难。只可惜自己能做到的有限，剩下的事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六月中旬的时候，杨度特意从南方返回北京，在怀仁堂与袁世凯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
这次会晤所讨论的事情，便是正式开始推行帝制的日期，已经接下来还需要走的几步程序的细节安排。筹安会鞍前马后为帝制一事下费苦心，在袁世凯眼里也似乎迷幻般的开始对杨度这些人信任有加。
舆论声势的营造到今天已经算是差不多了，接下来还有两个关键的步骤，一是安排西方人参与鼓吹帝制，二则是将儒家包装成儒教，拉出儒教来进行称帝前的投石问路。
一切商议的差不多了，到了月底的时候甚至通过详细的考究、调查，请出前清时期山东学务孔令贻主持儒教宗祭礼仪，并公然尊其为衍圣公。
所谓衍圣公之爵位，是西汉初期汉平帝为宣扬儒教而褒奖孔子后裔所设立的永久世袭的封建勋号。不过历朝历代各尊不同的教派，所以期间各朝君主也并不是全部遵循如此。到了后来，孔氏宗亲为了光耀门楣，重修家族族谱时往往在谱本上填补“衍圣公”的称号。
袁世凯安排这一步看似与关紧要的小事，却是在帝制一事对外做出一项重大的暗示。
此举在北京很快引起了一阵小股的反对议声，不过也就仅仅只是一闪而过，甚至都还没有发展到其他各省相继出现有规模性的反对声音。
到了七月初，北洋政府的公报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主要的报纸，陆续刊登或者转载了美国人古德诺、德国人穆因德、日本人信坊弥三郎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全部都是从“学术”、“社会”甚至“人类学”的方面来为袁世凯推行帝制摇旗呐喊，乍得一看说的似模似样、头头是道，又是专业术语、又是旁征博引，让人看得天花乱坠，从中根本分辨不出什么真实或者虚假的东西来。
之前是由副总统黎元洪为首的政府高官集体联名劝进，这已经是开了东西各国历史的先河，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副总统为劝说正总统登基称帝。因此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报纸上。而这次是外国人通过“学术”、“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目前的问题，给帝制增添几分“西方各国”的立场，在中国国内所自然而然引起了一连串的热议。
劝进的声音与日俱增。袁克定还花钱雇了一批所谓的北方士绅名流请愿团，时不时就在京城里面高举着帝制的标语，来一番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
眼见局势越来越明朗，袁世凯没有再正面对外公示有关帝制的个人答复，而是在七月底正式发布政府申令，决定于次月中旬在天坛举行祭孔的活动，并且敦促国会投票将孔教设定为国教。在之前一系列大活动的掩护之下，民间虽然察觉到了祭孔和立孔教的别样味道，可也没有真正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面。
倒是因为祭祀孔子的消息传出，远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意识到袁世凯复辟的行动愈发猖獗和明显，于是双双决定停止之前的争斗。于八月一日在日本横滨进行会晤，分歧两年之久的黄兴与孙中山再次握手言和，并且开始讨论合作反对帝制、推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革命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