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说的有模有样，《炎黄春秋》杜婉华的文章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说法。但这一传言与史实严重不合，据段祺瑞的管家王楚卿回忆，段祺瑞在北京东城吉兆胡同内便有一座很大的私宅：
“北京东直门内南门仓，有块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经是什么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当段祺瑞在京时便计划在那里修建一所公馆。那处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砖瓦很多，老段便自己开窑烧砖。有个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筑工程，便委托他画图监工，在那里建了一所规模相当宏伟的大公馆。这所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子，还有若干跨院。在东部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一进门堆有假山。通后花园有道小河，可以栽种荷花。这所宅子盖成后，段棋瑞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失败后，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里做寓公去了。这次重回北京，虽然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今中国人民大学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门仓这所建成而没有住过的新公馆。他的住处在公馆的北部，东半边是马号，还住有卫队。那座小楼便成为他个人诵经的静室。
“修建南门仓公馆这笔款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他的门生旧部大伙凑集起来的。听说是营长以上，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一总凑了40万块钱，才买下了这块地皮，盖成了这座公馆。……到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遗族分配。”（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关于这座宅子，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也有过特别的交代：
“关于吉兆胡同（编者注：王楚卿文章中南门仓属于吉兆胡同的一部分）庞大的房子如何建筑起来的，也有说明的必要。民国成立后，凡军政界要人，多数在北京均有大住宅，更富有的还有出租的房产。先伯的部属学生，如田中玉、靳云鹏、魏宗瀚、陈文运等，想到自己都有自置住宅，惟有段老总没有，借住人家的房子，觉得很难为情，说不过去。原拟大家共同集资几万元，代买一所旧房子，加以修理赠送，后来演变到代为建筑。原计划以不超过六七万为度，由卫兴武设计建造(卫亦系老武备学堂学生，精通德文，了解一般工程，小站练新军时，充工程营帮带)，1921年余后始落成；庞大而不适居住，工程简陋，光线黑暗，更有很多的浪费，因此建筑费大超过预算，几乎无法结束工程。1925年先伯任执政时期，秘书厅即在前院。日军陷华北占领北京后，伪华北政委会诱迫大兄宏业，不得已而出让。段家除这样一所大而无当的房子以外，其他任何地区从未购买或建筑过一间房子、一亩地皮。”（《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册，P818）
不管段祺瑞在其它地方还有没有房产，仅据上面的引文便可知，所谓“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全靠租房度日”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段祺瑞1926年下野后的经济状况，也绝没有何虎生教授文中描述的那么凄惨。1928年蒋X介X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确实有些周转不灵，随即“送上2万元，在此后三四年间，又送过数万元，生活问题遂得到解决”（段宏纲语），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后，国民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生活费，虽不富裕，但维持生活足矣。
段祺瑞的生活较当时的其他军阀较为清廉节俭，但房产、姨太、杂役等也是一应俱全，即便后来真的生活有些紧张，但也不至于出现什么“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至于有人说什么段死后还有七万元外债无力偿还之类的话，也是无稽之谈。真实的情况是：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遗族分配；其在中国银行还有四万元股票，给他几个女儿做了嫁妆；还有正丰煤矿的一些股份，也被儿女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