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开会之情形：下午一时开会，各团体代表及来宾不下数千于人，陈X毅为主席，相继演说者有死难者之家属李逸，燕大代表崔某，国民党中央委员韩麟符等，均演说四小时之久，语极沉痛，在场者无不下泪。及后议决提案三条……”（《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P97-98，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从上述程序和现场情况来看，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别说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惨案发生当天，还是五天后的悼念大会，段祺瑞都没有出现，因此，段祺瑞“长跪不起”的传言完全不可信。
除了“下跪”的传闻外，关于段祺瑞因为“三一八”惨案立誓终身吃素的消息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上引《炎黄春秋》杜婉华文章中便有此种说法：
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
有关此事，散木先生曾撰写《段祺瑞的“吃斋念佛”》一文予以澄清，指明“1920年7月，段祺瑞兵败之后，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寿街，从此吃斋念佛，这与他对惨案的忏悔并无关系”，但文章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说法的出处。据查，这种说法出自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当时属湘军系统的除驻摩天岭的陈湜军10营外，在山海关内外还有湘、楚、皖军计80余营。1895年1月27日，李光久的老湘军5营、魏光焘的武威军6营、刘树元的亲兵6营、吴元恺的楚军炮队4营、谭表忠的护军及郭长云的辽队各1营，计23营3哨万余人，拥有各种枪支4600支，随吴大澄先期浩荡出关，于2月11日抵辽河下游的田庄台。作为甲午开战以来最大一次出兵，清政府认为“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枪械亦齐，声威已壮”，“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并力，迅速克服海城。”清军之所以连续两度反攻海城均告失利，仍不遗余力地急于规复该地的动机所在，一是企图牵制进攻山东的日军第1军，缓和对北洋舰队的威胁，二则给正在广岛的议和争得一点地位，遂在生力军进驻后，集合94营3.3万余人发起对海城第三次反攻。
“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事结束后……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寿街……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他原来一向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的，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菜。……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后来一直坚持下去，始终未有改变。”（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王楚卿常年跟随段祺瑞，当时在段府“号房”做事，后来成为段府总管。他的这些记述至少说明了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吃斋念佛了。即便段祺瑞病危时拒绝吃荤真有此事，但也不能表明与“三一八”惨案有任何关系。
第三种称颂段祺瑞的说法是说其一生清廉，没有房产，全靠租房度日等，比如《人民论坛》2011年第15期刊载中国人民大学中X共X党史系教授、博导何虎生的文章《另面段祺瑞：“六不总理”一生无房产》中说：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费用较少的住宅。乔迁之后，他连平日里十分喜欢的麻将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直到后来，除留下继妻张氏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