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缉起事党人，我亦在其中。我于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难的人太多了，这时想读书没有钱，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缉犯，带钱的就藏起来不见人，有的穷得很，生活艰苦。我没带什么钱，以后生活怎么解决？当时确很烦恼，幸而到民国3年年初，有一位江苏朋友陈陶遗介绍我到南洋群岛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书，现在要到日本来，把他的教员职务让我去接，我就在民国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员。
我到泗水后发现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陈炯明、傅鑫、朱遐九、吴雨霖），当然又免不了要联合起来鼓吹革命了。这年年底我又有机会离开南洋回国加入滇军，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后，我因此才能亲自参与云南起义，推翻了洪宪帝制。
何成濬讨袁失败后，总理与黄克强先生暨同志中之锋芒较露者，都流亡日本东京，余亦与焉。国内议会解散，自治取消，民气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党人虽远适异域，不能忘怀家国，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败而稍馁也。黄先生由日赴美，争取国际友人，联络侨胞志士，而以与留沪同志共患难，伺机活动之责任属于余，大义所在，虽力不能胜，亦遵嘱回沪，勉为其难。未几陈英士先生亦回沪，彼此过从甚密，一切互相商讨，历时两载，备尝艰险。多数同志卷伏于危楼一角中，有求日食馒头一枚、开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恶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终者，在此恐怖恶劣环境下，与北洋军阀恶势力作殊死斗，英士先生屡率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前仆后继，牺牲惨重，终以策动变乱过急，误受鸿运公司之**，致为军阀恶探所暗算，惨遭杀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没，至今思之，有余痛焉。袁世凯多行不义，终至众叛亲离，忧愤以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函邀黄先生入京，黄嘱余先往察看情形，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迅即离京。未几，大借款案发生，国会再被解散，政象日趋败坏。黄先生蒿目时艰，忧心如焚，致患脑溢血逝于沪上。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仅余一人之私恸已也。
马超俊二次革命后，郑汝成在上海通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遭受牵累，谢绝往还。我跟二三位同志，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钱，也无法离开上海，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桥小客栈，或往苏州惟盈饭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数月之久，后得友人林佐治介绍，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广东经纪代理人，借此作掩护，于民国2年冬回到广州。
到广州后，集资开办惠民织造公司于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贞优秀同志，从事秘密活动。当时龙济光督粤，侦探局长曹鼎钟以残害本党同志著称，我派同志卫一新、邓耀权、赵卓庆渗入该局充当眼线，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国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杀龙济光的统领马存发（云南人，所谓四大天王之一）于天字码头南园酒家门前。定邦行刺后，安然逃脱，龙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邓耀权，严刑拷问，并派军警于深夜至西关我住所的亲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晓步行至佛山，转乘广三路车至河口，再搭英商德庆轮往梧州，从梧州折返香港。民国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