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家彦宋案发生后，孙总理即欲举兵反袁。但党人多犹豫。国民党籍之四都督，湘督谭延闿、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亦多有苦衷，而不愿与袁决裂。时粤省内部不和，陈炯明为客家，而胡汉民属广府，客广之间向来隔阂，而炯明复具野心，益以黄士龙之掣肘，汉民实自顾不暇也。安徽民贫兵少，柏艾蔚无能为力，湘谭出身阀阅，对于革命冒险原未热心，故真能响应讨袁者唯李烈钧一人而已。上海会议时，四督之中仅李出席。但李于会中表示，时机未至，如必欲讨袁，亦须俟四督向袁辞职以后，方能行之。盖就法理言，未辞职之前，四省都督如举兵讨伐总统，无异犯上作乱也。
黄克强初亦感手无寸铁，力不从心，故对举兵与否，持模棱两可之态度。后碍于孙总理之坚持，克强始勉允出力。
时程德全（四川人）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
当时南京驻军三师，冷御秋之第三师与章梓之第一师均似可用，陈之骥统第八师，陈虽为冯国璋之女婿，然亦赞同讨袁。孰料各部中下级军官先已为袁收买。故宣布独立未及三日，部队已尽散矣。上海报载黄克强已走避，余等初犹不肯置信，未久消息传来，证实此说。总理大怒，忿欲亲赴南京，力挽危局。同志等苦苦劝留。同时英国租界当局宣布驱逐孙某离境。总理不为所动，盖总理熟悉国际惯例，其时已成举世闻名之政治犯，租界当局不敢轻予驱逐也。
此役失败之前，林虎尝在江西奏捷。克强既弃走南京，邓鼎丰等所统部队感群龙无首。先遣人来沪邀余前往主持，余以不谙军事，又无克强之人望，故婉却之。未几何海鸣被邀往南京，何胆大妄为，赴南京后亦尝苦撑数日，终无补于大局。
5讨袁失败，亡命海外
戢翼翘二次革命以黄克强、李烈钧在南京及江西的军事行动为最重要，国民党人又设法请清末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出来号召，希望两广的龙济光、陆荣廷（均岑在清末两广总督任内之旧属）响应，然而龙已受袁收买，甘为鹰犬，而陆亦踌躇未动，没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李黄在赣宁发动的讨袁军，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仓猝起事，缺械缺饷，这仗便无法打下去了。7月25日湖口讨袁军败退，北军李纯兵队进占了江西。上海陈英士等所起的讨袁军攻制造局的计划也失败了，29日黄克强、章梓等鉴于大势已去就离宁走沪，以后由一报界中人何海鸣，从8月起在南京自任为讨袁军总司令，竟支持到9月1日才被张勋攻陷。
讨袁军初动时，我率部进驻徐蚌，协同第三师（师长冷适）对袁军作战，不幸全局既败，我们亦无法独存，我遂于12月间亡命日本。检讨此次失败原因是：“准备不周，缺械缺饷。”而一些同志白白牺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黄克强的参谋长黄凯元，他的资格比朱爵森还老，是一个老革命党人。讨袁运动酝酿时，他活动江苏军队，把百万家产都拿出来充为军费，讨袁失败后，钱收不回来，还被军队责骂，一气之下到普陀山上削发为僧，闭关面壁，后来就死在闭关的禅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