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依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摆脱了“明经—小吏—县令”的家族生活轨迹，如愿以偿地成为前途无量的进士、校书郎，实现了小小的阶层跃升，这在中唐是很不容易的事。终其一生，白居易对自己的生活都是大体满意的，他很珍惜自己的士大夫身份。所以，他一面很注意享受生活，一直在计算自己获得了什么；一面很愿意为唐王朝效力，总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这其实是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共同心态。只不过，有的士大夫比较忸怩，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得比普通人好得多，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和皇权有密切的关系，而白居易显得比较直率，把这些都老老实实地写进了诗里。
在这个阶段，白居易已经开始显示出他的可爱之处。比起之前的某些诗人，他显得有点“话痨”。他会把日常生活中某些无关紧要但是有点意思的小事写下来，把脑海中闪过的不那么高端大气但是很真切的小念头写下来。他不一定非要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才写诗，而是大大拓宽了诗的题材范围，诗成了他的日记。这种写法，是“白体”的重要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
青年言官
唐王朝让最有希望的青年才俊先做校书郎，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为了在读书和做官之间给他们一个过渡，先做点不会出人命的工作，把心态调整过来。秘书省的工作是清闲的，但也有点寂寞，壮志凌云的白居易，也并不安于这样的生活。好在，他很快迎来了迁转。
三十五岁的时候，白居易到盩厔去做县尉。清流官做县尉，是做县令的副手，为的是在小地方全面地熟悉政务，其实就是见习县令。这是唐代官员迁转的必由之路。作为县令的儿子，白居易对县里的事务并不陌生，但是作为官员，他看到这一切难免有新的感触，甚至同时在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盩厔，他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白体”的风格也初步显现。
大约在做校书郎、盩厔尉的时代，白居易还收获了美满的婚姻，娶到了当时显赫的世家大族“靖恭杨氏”的女儿。杨家属于古老的弘农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汉代就出了很多大儒，是典型的关中儒学家族，也是李唐王朝青睐的选官、婚配重点，著名的杨贵妃也号称出自这个家族。白居易的岳父杨宁做到国子祭酒。这个家庭，无论是郡望、官职、文化地位，都没的挑了。这家肯选白居易做女婿，也说明白居易的身价确实高了。白居易尝到了婚姻生活的甜蜜，也从杨家听说了很多贵族圈子的掌故，开始融入高等士族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长恨歌》。
在盩厔县历练一年后，白居易回到京城，出任翰林学士，官品定为拾遗，这是典型的清流官待遇。翰林学士的职位，代表着朝廷对他学识和清流身份的肯定，拾遗则是被重点培养的青年官员由校书郎升迁的下一站。拾遗只有八品，却属于言官，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向皇帝进谏，议论朝廷政策的得失。这样官品低、没有包袱、可以不计个人得失的言官，在朝廷中是必需的。拾遗位低而权重，很适合授予被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年轻人担任拾遗，仍然是见习朝政，不直接参与决策。皇帝只是让这些年轻人在旁边观察，朝中大佬是如何行政的，做法是否有偏差，有意见随时可以提。我们看到很多诗人在初入仕途的时候就上书提了很多意见，这不是因为他们格外耿直，而是因为他们是清流出身，担任了拾遗，进谏是职责所在。
白居易当上了拾遗，也是格外激动的，因为他的偶像陈子昂、杜甫都在这个尊荣的职位上待过，更因为这个职位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可以直接为朝廷、为百姓做事了。
次年，元稹失去了妻子，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白居易少不得要写诗来安慰这位好友。
白居易做拾遗是很认真的，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光上书还不够，他下班还要在自己的地盘写诗，继续评判社会现象。同为言官的元稹也跟他一起写。他们给这些诗取名“新乐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