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张顺的强烈要求之下，工部几经实验，可采用较为廉价的黄柏根、黄芹、槐子、槐花进行印染，可得土黄色粗布，倒也可以满足戎服之用。
所谓“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
也就是说改变年和月的开始时间，比如夏朝以正月为正，以“天明为朔”；而商朝则以“十二月为正，鸡鸣为朔”；周朝则以“十一月为正，半夜为朔”。
故而《史记》记载，夏朝用“夏正”、商朝用“殷正”、周朝用“周正”。
不过，这种改来改去的法子太麻烦了，又容易影响农业生产。
故而自汉武帝再次以“夏正”为正以后，历朝历代往往以颁布新历法，作为“改正朔”的象征。
当然，由于重新制定历法，不仅工程浩大，而且耗时较长，有些朝代又使了一个取巧的法子，那就是把前朝历法改个名字，继续颁行。
比如明朝的朱元璋就把元朝的《授时历》改为《大统历》，继续使用。
如今张顺刚刚即位，不过粗略的了解了一些历法的知识。
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是继续把旧历法换个名使用，还是重新制定一部历法，故而这王徵来的倒是时候。
“哦？先生如何以为？”张顺心想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想必心中已有定策。
“先前传教士龙华民等人所呈《新法历书》，俱用西洋之法，更胜我等百倍。”王徵不由笑道。
“其间多有不服者，经过数次验算，新法皆‘与天密合’……”
“等等，等等，你是不是以为朕既看不懂历法，又不好查验当初的档案记录！”就在王徵滔滔不绝的自卖自夸之际，张顺突然开口打断道。
“啊？”王徵闻言一愣，顿时不由面红耳赤，羞愧的无地自容。
原来传教士和王徵所谓的《新法历书》，就是崇祯年间制定的《崇祯历书》。
这《崇祯历书》内容极其庞大，一共包括四十六种著作，长达一百三十七卷，主要内容包括：法原、法数、法算、法器、会通五部份内容。
其中法原，是讲述相关的天文理论，一共有四十卷；法数，是制定的天文数学用表；法算，则是推算天文历法所用的数学方法；法器，则是讲述相应的天文仪器；而会通则是东西方单位换算表。
除此之外，还包括《治历缘起》和《古今交食考》，讲述制定历法的经过，以及在制定过程中如何“碾压”钦天监和东局的故事。
当初，张顺刚刚收到《新法历书》之初，乍读之下，也不由感慨西方科技之发达，中华传统学者之鄙陋、愚昧。
然而，不意当初传教士上劝进表之际，却被崇祯的妃子田秀英一语道破虚实。
当时，张顺忙于登基之事，无暇分辨。
待到诸事已毕，他这才着人调出当初钦天监、东局、西局三方较量的原始档案以及崇祯的朱批、圣旨，这才发现传教士不仅偷偷篡改了自己推算的结果，更是篡改了三者之间的胜负。
原来自从崇祯登基以后，徐光启入朝，就一直鼓吹、推动西历之事。
只是如此以来，却惹恼了两个人。
一个是钦天监监正戈承科，另外一个是民间学者魏文魁。
其中这戈氏族人多又习“司天”业者，例在钦天监供职。
也就是说这戈承科学的是家传天文历法，其主要观点算法来自于《大统历》，也就是元代的《授时历》。
而后面一个魏文魁更不得了，在外人看起来完完全全是一个“民科”。
他不但师承不明，更是一心专研宋代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书》。
实话实说，这个一听起来就不靠谱。
什么《皇极经世书》，连后世教科书上提都没提过，一看就是野路子。
而当张顺命人把这本书找出来的时候，更加确信了自己的观点。
原来这《皇极经世书》是一本讲究易理、河图洛书之类的玩意儿，一看就像是宋献策之流。
你看他有一点靠谱的样子吗？
一点都没有！
然而，就这样一个“腐朽的官僚”，外加一个“野路子出身的民科”，在“昏君”崇祯协调下，一共分为三局，相互打擂台。
他们分别是以戈承科为首的钦天监，以魏文魁为首的东局，和以徐光启为首，传教士为辅的西局。
本来张顺怎么看，都觉得后者赢面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