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秦岭”以北的潞州境内，还有少量负责殿后的降附军骑兵部队出没外，南面的泽州境内悉无敌踪，这也验证了邓珪在汾水河畔的判断：降附军因为无法再在泽州迅速攻城拔寨获得补给而撤出了。
守陵军主力随后渡过沁水，收复阳城、润城等沁水中游河谷的城寨。
两天后徐怀与徐武碛、钱尚端、乔继恩、钟应秋等人率领翼骑营簇拥景王赵湍进入被围长达半年的泽州州治晋城。
率部分西军前锋兵马，自怀州经太行陉北上进入泽州的郑怀忠以及朱沆等人，也于同一天抵达晋城。
不要说夹道相迎的人群了，知州刘致远等出城相迎的泽州（晋城县）官员也都一个个面黄肌瘦。
在守城期间，刘致远等官员也都站上城墙勉励将卒作战，身上所穿的官袍没有替换，这时候也都是打满补丁，甚至不少人官袍上还沾染血迹，表明攻防战事激烈时，他们并没有都从城墙撤下去。
赤扈人第一次南侵，虽然河北、河东以及河淮陷落的城池坞寨不少，但除开所谓的“气节”，主要还由于朝野绝大部分人都相信赤扈人的这次南侵，意在劫掠，并无侵占中原的蓬勃野心，因此主动献城投降的官员仅有极个别人。
绝大部分城池的守将以及主政官员，在始自去年冬季到今初夏结束的战事里，还能保证应有的“气节”；像钟应秋、刘致远等官员，他们所守的城池受虏兵长期围困、攻势还相当凶猛，表现就更为杰出。
不过，徐怀不知道在赤扈人二次南侵并攻陷汴梁之后，黄河以北还能坚守“气节”的官员，还能剩多少了。
刘致远等泽州官员出城迎接两路将帅进城，态度也是迥然不同。
刘致远等官员对郑怀忠等西军将帅冷淡、敷衍，对景王赵湍的到来却是出自内心的热忱、真切。
刘致远在城下走到近前，搀扶景王赵湍下马，拽住景王赵湍的袍袖热泪盈眶，通判马思静等官员，也是毫不避讳的带着诸将吏行跪拜礼，高呼“千岁”。
这一切绝非景王赵湍乃是皇子。
事实上，大越除了在皇位未定时，限制皇子结交朝臣、干涉朝政，在皇位已定之后，亲王级的宗室子弟对朝政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士臣也基本上会避免结交宗室。
大家心里真正清楚的是，没有景王赵湍守陵军驰援沁水，在关键时刻牵制降附军的侧翼，晋城很难说再多坚守一个月。
而在赤扈东路军主力北撤之后，朝廷在京畿、郑州集结的兵马都超过二十万，西军援师主力却足足拖延一个月才渡河；经太行陉北上泽州，更是在降附军主动放弃太行陉北端的关隘之后。
黄河以南的朝野官员或许会觉得这是行事持重，但对深陷敌围、朝夕不保的将卒官吏，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朝中对景王赵湍率守陵军渡河北上的态度，还是处于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方面是议和派也无人敢站出来指责守陵军在如此特殊时期渡河北上是破坏“和议”、有违规制之举。
朝中最终决定从东南、西南另选禁卒调往巩县，由陈由贵新组护陵军；宣武军基本上已经全军覆灭，原守陵军接替宣武军的旗号，张辛、邓珪二人受景王赵湍举荐作为统兵官皆授都指挥使衔；钱尚端加授枢密院都承旨，战时兼领宣武军统制，行使对宣武军的指挥权；乔继恩任监军。
同时钱尚端作为河东制置副使，接受新任河东制置使郑怀忠的节制，参与后续河东境内的战事。
这是对守陵军渡河北上并获沁水大捷的认可，但同时没有对景王赵湍授以实质性的差遣之任。
当然了，朝中也没有勒令景王赵湍立刻返回汴梁的意思，许留军中“咨议军事”。
郑怀忠、朱沆此行，带着很多赏赐的御酒，夜里州衙设宴，刘致忠等将吏情绪激昂，纵情喝了很多。
徐怀借口统兵翼骑营军务在身，不敢忪懈，早早出了州衙，与徐武碛、徐心庵、牛二等人在城中巡视。
城中还在执行宵禁，但所设的粥场都还挤满衣衫褴褛的饥民。
晋城断粮多日，之前史琥、王章、乌敕海等人率部斥候敌情，经过晋城时看城中军民都瘦得不成形，守军将卒基本上都是抱住枪矛或扶靠墙壁才能勉强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