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除了作为屯兵参与操练，会发放少量的补助外，一旦征募为工辎兵，所发放的饷钱也会保证略高于耕种所得——对于早前生计没有着落、四处颠沛流离的流民来说，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惩戒的战俘来说，已经是极好的待遇了。
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
不过，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防线建设，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此时除了襄城、召陵、确山等地恢复县治，许昌、宛丘、项城、沈丘、汝阴、淮川、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总计约九十余万人。
目前靖胜、天雄、骁胜、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
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
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两百八十万口，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
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还沾染同袍的鲜血——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
这也就意味着，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
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河东，或兵锋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继而收复京东东路（今山东）等地。
不过，最终以史轸、韩圭、刘师望、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
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需要时间跟过程。
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
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收复失地，因此江淮、荆湖的地方官员、士绅，都表现得极其温顺、配合。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