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范宗奇率领史琥、蒋昂、邬散荣、徐惮诸部四万骑兵及马步兵，经井陉西进河东，与唐盘所率领的京西行营主力会师，成功收复仅剩千余敌军驻守的太原，前锋兵马则在徐惮、蒋昂的率领下往岚州、忻州境内杀去。
目前能明确的就是镇南宗王府也没有固守岚州、忻州的决心与斗志，人马正大举往更北面的朔州以及雁门关外逃跑。
一切都顺利的话，今年六七月除了能收复包括岚州、忻州、雁门关、府州在内的河东路全境。
考虑到西路虏兵实力尚存，再加高峻阳高氏态度暧昧不明，王宪、顾琮率河洛行营及东川军主力杀入关中后，主要收复渭水中下游沿岸的城池，暂时还不会急于西进、收复秦凤路、熙河路等失地。
韩时良所部龙武军主力已经完成淄州、齐州等地的收复，目前主要驻扎在齐州、淄州。
收复作战历时近一年之久，此时可以说暂告一段落，但收复作战的重心在东线，在对东路虏兵主力的围歼，司空府所辖精锐兵马，包括以龙武军为主的徐州行营主力在内，都集中在东线，河洛行营也被大规模抽调精锐战力。
下一步要收复关中以西的秦凤路、熙河路，作战重心将要从东线转到西线，涉及到主力作战兵马的大规模调整以及粮秣军械等物资的调配，同时新收复地的统治也亟需恢复，地方凋敝之极的民生亟待救济——这也是徐怀此次在汴梁召集将吏商议军政的重点。
唯有新收复地的统治秩序恢复起来，农耕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才能支撑后续纵深更为广泛的作战需求。
要不然的话，一切粮秣物资都从荆湖及江淮调运，横跨整个河淮、河东以及关陕地区，支撑大军杀入阴山南北以及陇右、河西，代价过高不说，不确定性因素也极多。
恢复对新收复地的统治，司空府大部分人都主张遵循旧制，最多在传统的路司基础之上，普遍设立统揽全局的制置安抚使，以便能更快的恢复地方统治及生产。
大越立朝之初，也是承袭前朝旧制，将全国分为十三道，之后又改为两京十道，后续废道制改为路制，陆陆续续将始定天下的十五路，增设至天宣年间的天下二十四路。
虽说大越行之百年的路制，有效防范了地方擅权割据的可能，但同时也将相对前朝原本就狭小太多的疆域切割得太零碎，对地方制衡也太过了，行政效率极其低效。
这些年来，大越看似实行了路、州、县三级行政结构，但对路司权力限制太过，除了路一级四大监司机构之间相互制衡外，对所辖州县的管理、统制权力也一再被削弱，中枢基本上还直接插手州一级的军政事务。
现在就算各地普遍设立制置安抚使，也很难实现真正的三级行政统治结构。
徐怀后续一定会继续推进工造体系的大发展，新的生产模式，以及后续将陆续贯穿全域、新的砂石路交通体系，将令中枢对地方的管理、控制能力得以大幅度的加强。
倘若还继续实施切割一方、过度压制地方集权的旧制，就不合时宜了。
徐怀想着在新收复地，先一步到位实施有利地方集权的行省制。
这也是为帝国将来更大疆域的扩张做准备。
行省制也并非徐怀完全空想。
早在魏晋时期，中枢执掌尚书省、中书省或门下省的重臣出镇地方，会在地方设立行尚书省（台）等机构总揽一地军政事务。
隋朝初年甚至短暂的设立过淮南行台省。
徐怀计划将京东东路及京东西路大部置齐鲁行省，省治淄州临淄；将河东路改置河东行省，省治太原；将原陕西五路并置陕西行省，省治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将河北路改置河北行省，新收复的燕州、蓟州等故地，也都并入河北行营管辖，治燕州府淅津县。
同时徐怀还计划将河洛、京西、京南行营辖区，与南阳、汝蔡等地合并一个大的河南行省，归司空府直辖，治南阳府泌阳县——而京荆路撤消之后，荆州及南蔡等州县，重归荆湖北路。
江淮、荆湖等地暂时不推行行省制，避免阻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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