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税赋最高的，当属苏松地区，这其中原因复杂，民间也众说纷纭，许多百姓认为，是当初太祖皇帝攻打江南地区时，当地百姓依附张士诚，所以后来大明立国之后，便对苏松地区科以重税。
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是假的，但是，却并不全面，抛却主观因素来讲，自唐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南方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的也很快，具体的说，就是农田开垦的数量大增，与此同时，南方的气候也相对适宜，田亩产量更高。
相对而言，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再加上气候变化，产量不断变低，再加上越靠近北方，越临近边境，即便是和平之时，也多有扰边之时发生，这就导致北方百姓所面临的环境更加恶劣，偏偏种地又是一个极其依靠环境的事，一旦错过农时，来年收成必然大减。
这一增一减之下，对于朝廷来说，其实只能选择对南方科以重税。
一般来说，苏松地区科税，民田一般在五斗到八斗之间，官田要重一些，在六斗到一石之间，这个税率，大约占收成的二成到四成之间，不可谓不重。
但是，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说，即便是税赋最重的官田，交完田赋之后，也可以剩下两石左右的粮食，可如果是在北方，虽然交的田赋相对较低，只有两斗到五斗，但是，种种原因之下，他们每年结余的粮食，其实还剩不了两石。
朝廷要考虑的，除了如何征收赋税，更多的，是要维持地方的稳定，更要让老百姓活命。
毕竟，对于田亩的科税，无论是官田，军田还是民田，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真正种地的老百姓，却并不一定有自己的土地，如果是租种地主的佃户，那么，除了在缴纳朝廷的田赋之外，还要给地主缴纳地租，这般叠加起来，真正能够落到佃户手里的，其实大约也就是两三成左右。
当然，这说的是数量最多的，只是小有财富的地主，并不是指的乡绅。
所谓乡绅，大多数都是家中有功名的地主，按照规制，这些人名下的田亩，是可以免征田赋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子如今的皇庄，其实也是这样的存在。
皇庄内的田地，属于天子的私田，所以，并不需要缴纳税赋，只需要向天子这个大地主缴纳田租便可。
真正让宋文毅感到意外的，是刚刚王诚所说的，管理皇庄的方法。
要知道，大多数的乡绅不必缴纳田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原本由朝廷收取的田赋就不收了，相反的，他们会将这些田赋加进地租当中，收入自己的腰包。
所以，对于最底层的佃户来说，他们最想要的，永远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田地。
因为，只有自己有了田，那么才能只交朝廷的田赋。
虽然说，有些地方朝廷科以重税，但是，民田至多也就是八斗，大约是每年收成的两成，剩下的八成，都是归自己的。
但是，如果是给别人当佃户，那么，无论朝廷的田赋是多少，最终落到他们手里的，其实都只有少得可怜的两成，也就勉强足够果腹罢了。
这话说起来残酷，但就是事实。
而且，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宋文毅自己的田庄当中，也是按照八成的租子收的，只不过，每年真正能够收上来的，其实也就六成左右罢了。
正因如此，宋文毅才会如此惊讶。
按照王诚的说法，皇庄田亩，按照官田税赋二倍交租，也就是田亩产量的六成到七成左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田租比例。
但是，这个比例并不是年年如此，而是每年减半斗，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如果一个佃户，连续为皇庄耕种田地五到十年，其田租便可下降到和官田等同。
如果说连续耕种十到十五年，那么，就会下降到和民田的税赋等同，和民田的税赋等同，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些田亩实际上已经归这些佃户所有了。
虽然说，这些田亩不可继承，但是，这对于普通的佃户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因此一时之间，宋文毅也有些迷惑了。
要知道，刚刚天子说的明明白白，让他当这个矿税太监，就是要让那些乡绅把收进去的田亩，都吐出来。
虽然天子没有明说，但是，宋文毅又不傻，天子说‘自愿买卖’，那宋太监，有的是法子让他们自愿。
说白了，这其实就是硬抢！
所以，宋文毅本以为，天子是想要扩大皇庄，让其继续膨胀，和皇店一样，成为内库稳定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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