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这两司的参与，就意味着事情的重大，案件发展的不可控，也让许多人再度提起了对“特务政治”的警惕与恐惧。
为了顾忌影响，也为避免一些祸端，皇城、武德这两司，其权势始终被刘皇帝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年，也很少干涉到朝廷司法，至少在明面上，除非是威胁到皇权、威胁到帝国的重大案件，他们是没有批捕、审讯之权的。
但这一回，就显得有些不知收敛了，哪怕拿着刘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这也是让大臣们尤其忌惮。
其中，表现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武德使王寅武。他本就不在意在朝中的风评，也不顾忌那些朝臣的嫉恨，因此，在对卢多逊党羽的清算中，他是把武德司全部的能力都发挥出来了。
当初与卢多逊关系有多亲密，背反起来，就有多狠。毕竟，卢多逊下狱之后，满朝之中，最恐惧的，就是王寅武了，其他人或许难明背后的曲折，他可知道卢多逊倒台的根本原因，因此，焉能不卖力，他必须不惜一切，向刘皇帝表明忠心能力，以保住项上人头，保住手中的权力富贵。
“卢案”的影响，也显然不只局限于涉案官员，或许卢多逊刚刚下狱时，喜悦好奇者居多，甚至有不少跟着落尽下石，痛打落水狗。
但是，随着影响发酵，牵连的深广，随着一位位官员，一个个同僚，被刑部抑或武德司的人带走，那种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心理也渐渐消失了，剩下的，大抵只有小心畏惧，生怕牵连到自己。
因此，在“卢案”轰轰烈烈的调查过程中，大汉的官僚们，都前所未有的安分守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谁都看出来了，刘皇帝这次是来真的。
甚至于，对家族子弟包括仆人，都极其严厉地约束，毕竟，治家不严、纵容是非，也是足以批捕侦讯的理由。
初期，还有不少人进谏发言，后来，满朝寂然，大部分人，话都不敢乱说了，只是默默尽着职守，期待着没有厄运与麻烦加身，每日能够安然回府，就能庆幸了，庆幸熬过了一天。
平日里的交际串门，也大幅度减少，官僚之间的聚会，在这两月间几乎绝迹，东京城内的花街柳巷，勾栏画舫，少了一大批客源。
朝廷上下，从未如此清明过，清正之风，也着实有许多年没让人感受这般深刻了……
在七月的时候，眼瞧着株连压也压不住地扩大，被拿下的官员越来越多，对人心惶惶的现状感到忧虑的太子刘旸再度向刘皇帝建议，希望能稍加限制，不要无限度地牵连。
对此，父子俩又展开了一番谈话，刘皇帝的态度很坚定，立场很鲜明。在刘皇帝看来，那并不是株连，而是清创，是大汉吏治的又一次整风。
即便没有卢多逊，刘皇帝也会另找由头，进行一番整治，把他看不顺眼，把那些不好的风气，把朝廷中氤氲的腐朽堕落气息驱散一下。
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大汉朝廷的一次考验，是对大汉官僚们的一次考核，大汉帝国从成立开始，逐步发展到如今的庞然大物，一路经历了多少风雨曲折，冲破了多少艰难险阻，还没有那么脆弱，不至于一点波折都经受不起。
不过整治一批官僚罢了，能是什么大事？帝国还能乱了？那些心怀顾虑、怕这怕那的人，要么是心虚，要么就是居心不良……
刘皇帝一番话，让刘旸哑口无言，这话里的指责意味有些浓重，同时，他心里也清楚，有刘皇帝在的大汉帝国，是真不怕什么风雨波澜的。
不过，大概是考虑到刘旸的感受，为免把他打击过深了，刘皇帝还是留了些余地，勉强答应少杀一些人。
但是，之后发生的事，让刘皇帝颇为恼怒。得知刘旸向刘皇帝请命的事情，朝廷中有不少官员，都在赞扬太子仁德，相反，老皇帝则威严可怖。
这样的传言，哪怕只是一些愚夫蠢货不动脑子的蠢话，也逃不过有心人的耳目，也自然而然地上达天听。
对于这样的反应，刘皇帝的心里怎能没点想法，也不由得去想，太子刘旸那般积极为臣下说情，究竟是为了朝廷的稳定，还是为了收买人心。若是官僚们都因为畏惧刘皇帝，疏远他，而选择去亲近太子，那还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