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朱棣不置可否地继续问道。
“后来民间反弹太大，盐价飞涨、武装贩盐屡禁不止，到了刘晏主政的时代，更化榷盐法，调整了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在产盐乡设置专门的盐吏，收亭户的盐再卖给商人转销，其余州县不设盐官.在较远州县设置‘常平盐’。”
“如此一来，官府收到了厚利但是百姓还不觉得盐价贵，以官商分利代替官方专利，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盐税收入.刘晏开始榷盐时，盐利年收入40万缗，更化后达600万缗。时称‘天下之赋.盐利过半’。”
朱棣敲击着扶手，声音沉闷地问道。
“那这些，跟藩镇地方的税收自主权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
蹇义道：“不管是第五琦还是刘晏，他们的盐法更化，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唐廷中央的税源，但是随着田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均田制的基础被彻底破坏，民户大量逃亡，田税收不上来了，光有盐法也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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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原吉开口道：“若是说藩镇地方的税收自主权，源头还是在安史之乱上。”
“安史之乱，天下离散，民户因战乱、徭役而造成的逃亡极为严重，几乎半个大唐的疆土，均田制都严重败坏，与此同时，藩镇开始逐渐做大，这就导致了安史之乱后的唐廷中央，既要负担整个天下的支出，收入却远不如前，于是更化税制，势在必行。”
“《旧唐书》载，唐德宗即位，议用宰相，杨炎以文学器用，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炎开始了两税法更化。”
“此前，唐廷中央采取的税制是基于均田制而产生的租庸调制。”
“租，也就是地租，每一百亩田每年要纳税两石，因为这是国家的田地，均田制是授田而不是给田，所以要给国家交田租。”
“庸，就是徭役，每年要给官府服役二十天，闰年就是二十二天，这部分徭役，可以用缴纳高额实物的方式抵掉。”
“调，意思是户调，要根据乡土特产来算，一般需要缴纳绢二丈、棉三两。或是布二尺五丈，麻三斤。”
夏原吉叹了口气道：“但租庸调规定的这些，其实是按唐朝初期，因隋末战乱而户口大减后的情况。唐朝初期到唐朝中期，户口翻了一倍，本来就是人多地少，物产不足，百姓缴纳起来已经非常吃力。以前唐朝初期的民户甚至有时间去折冲府训练，但后来，全家辛苦一年，缴纳了租庸调后，也就是勉强饿不死的状态。”
“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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