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作战，如果侥幸胜了，就赶紧上奏说自己如何密授方略、如何调兵遣将、如何策应堵截，先替自己立下加级升官的地步；如果打了败仗，就诬陷某将官桀骜不听约束，某将官懦弱不肯出力，先给自己找好推脱责任的挡箭牌。”
“等到论功行赏时，凡是巧言如簧、奔走殷勤、暮夜投金者，就优先上报或特别推荐；至于舍生忘死、不避锋镝者，只因不善逢迎，无钱馈送，就只能老死沙场，岂能得到一个字的褒扬称荐。所以英雄好汉们见此光景，何苦拼了自己性命，替上司挣得功名，都开始甩手观望，不肯用命，把一个极精明的崇祯皇帝给白白断送了。
“咱老子贫贱之时，在洪承畴手下当兵，充当掌旗手，也曾亲冒矢石，勇探虎穴。在开赴辽东作战时，咱还不足二十岁，就砍下十几颗首级，论起来也能博得个一官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上报时无我，到得圣旨下来，当官的依然官上加官，到咱名下不过跟兄弟们分吃些牛肉米酒。”
“咱老子气愤不过，这才脱岗下海，独立打拼，带领大家纵横天下，以至今天拥有这样一片天地。这都是众将士谋臣戮力同心、竭尽忠诚的结果。现在我们就开始论功行赏，大家以为如何？”
汪兆麟等人听得群情激昂，赶紧齐呼万岁。
于是张献忠任命足智多谋的军师汪兆麟为左丞相，新招降的四川绵州进士严锡命做右丞相，几个养子为将军，同时封大将王尚礼、冯双礼、刘进忠、王自奇等人为都督。
相比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没有那么多创新（他的兴趣不在这里），仍然照搬**政府六部的老体制，可安排六部尚书人选时却很费了一番脑筋。
工部尚书王应龙是延安府制造弓箭的工匠，跟随张献忠征战多年，是一位忠诚的老战士；吏部尚书胡默、刑部尚书李时英则是在湖北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共过患难；而另外三位尚书，兵部龚完敬、户部王国宁、礼部吴继善都是就地取材，任用的四川降官。
分析张献忠的任命决定，我们发现，大西国两位丞相中安排了一位四川人士；六位尚书中四川人也占一半，对于四川本地人，大西皇帝张献忠还是比较看重的，他希望争取当地官绅对大西政权的支持。
当然不少四川官员也很给张献忠面子，并不都像刘之渤、沈云祚那样顽固不化，坚贞不屈。
既然逃不了，张献忠又正在分官任事，按部就班的建设政权，四川的官僚们都“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
进士出身的成都知县吴继善是最主动的一个，成都城墙刚刚崩塌，他就左手拿着官印，右手携着娇妾，拦在张献忠的马前请求投降了。张献忠高兴地将他收入军营。
还有个读书人，是**一位大学士的儿子，名叫刘裔盛，也投顺了大西军，被张献忠委以重任，并允许他回老家搬取家属。
他的妻子王氏倒有些骨气，指着刘裔盛的鼻子痛骂：“你想做贼官，我可不想做贼妻！”说完噔噔噔的跑进内室上吊自杀了。
从崇祯二年起兵造反，整整十五年了，张献忠从没像今天这样兵多粮足，占有这么大的地盘。但如何治理“大西国”，他很想听听群臣的意见。
左丞相汪兆麟的建议是：一、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二、假行仁义，以博民心。
对于第一条建议，张献忠点头认同，对第二条建议，他却直晃脑袋。张献忠认为：三分人情不如一分怕情，让人怕比让人爱强。
在“老万岁”这一可怕思想的指导下，大西国决定实行恐怖统治，首先制定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严户籍。“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一人犯罪，左邻右舍十家遭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保甲法”。
第二，严门禁。成都四座城门，各派一千门军，由两名都督统领，盘查行人。
凡城内要出城的，必须到兵马司递交申请，申请上要写清家在何处、有无家口，保长是谁、左右邻居姓名、前往何地、何时回城，一项不全，不予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