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煊的请旨自然无有不准，徐世昌也乐得省事，现在样接着一样接踵而来，按《预备立宪九年纲要》进程，光官制改革一项就让人忙得够呛，更不必提地方议局选举、确定弼德院议员、修订《钦定宪法大纲》等各项大政，后几项还算是有梁启超、杨度和一干宪政编修馆的干将在负责，他只需偶尔过问一下便可，否则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奕劻虽是首席军机，但对官制改革之事并不热心，或者说其热心的着眼点只在于个人私利，脑中无半点现代国家、责任内阁的概念，亦无学习的动力，便是让他挑头装个模样都不行。正经事不懂，改革的派生物——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路道倒是门儿清，轻易不肯撒手“庆记公司”这块招牌。改制方案八字还没一撇，他这里已有不少人排队上供，想着将来谋个好差事，拼命往庆王府交钱，父子两人便一一笑纳了，编列的名单已经老长一串，经常有34个人竞争一个肥缺的。奕劻想着，徐世昌也拿，善耆也拿，他拿着并不要紧，那曾想到后两个转手就把银两交上去登记了呢？
军机中无论是资历还是爵位，足以与奕劻分庭抗礼的便是肃亲王善。他对官制改革一事，尤为上心，堪称得力，对朝中人物亦很有一番点评，在皇族之中算是最有见识之人。他素来不喜大臣拉帮结伙，以为有悖于君子不党的原则。当日之所以激烈反对袁世凯，便是认定袁培植私党。阴蓄羽翼。有不轨企图，但对袁任用的官员他倒并无成见——赵秉钧原来就是袁党，他用人不疑。民政部让其打理得服服帖帖；又比如唐绍仪也是袁党，他认为才堪大用，等美国归来之时，最好内调进京；又比如徐世昌袁党色彩颇浓，他却以为徐居中调解、统揽朝政，既无当年翁同龢之偏执。又无李鸿章之狭隘，堪称老成练达。听说要组过渡时期责任内阁，他三番五次地在皇帝面前吹风，决意推举徐世昌为总理，林广宇但笑而不答。
那桐倒是很想在大政上露一手，但刚刚扳倒盛宣怀，在众人地一片眼红中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邮传部尚书地正式任命，风头正紧。保不准有人因妒生恨而参他一本，故在敏感之事上明智地选择了低调。反正徐世昌和他透了底，不管怎么变，邮传部肯定不变。你那琴轩还是一部之长，至于名称叫某部尚书还是某部大臣又有什么区别呢？
兼了邮传部的实差后。他也很明智地将外务部管部大臣的职务给辞掉了，本来就是个空头衔，还不如辞掉省心，也免得天天见梁敦彦那张脸。说来也怪，刚一辞掉，梁敦彦对他地脸色反而好了很多，“那中堂”、“那中堂”招呼得异常殷勤，那桐心里舒坦，也便不计较往日的芥蒂——外务部一没有钱，二要担待交涉失败的责任，有什么好留恋的？
醇亲王载沣虽依旧位列军机，但前不久刚刚辞去了摄政王的头衔，满朝文武都知他无心政争、急流勇退之意昭然若揭，便也不敢多加打扰。实话而言，载在几年前第一次官制改革之时是个炮仗脾气，满脑子亲贵集权，甚至敢拿着手枪顶袁世凯的脑门，这一次有徐世昌和善耆两个大佬压着，再加上林广宇地强势和瓜尔佳氏的劝说，他明显收敛了许多。虽然载泽、载洵等一班年轻亲贵极力挑唆，他说什么也不愿意挑这个头，反而弄了套禁卫军军装去军营里过瘾了——当然，他也就是随便看看，给官兵打打气，顺便见识一下最近陆陆续续抵达的德造兵器。无论是马克沁重机枪还是克虏伯105mm榴弹炮，他都想去摆弄一番。对朝中的大政，反倒不那么热衷，凡他人点头之事，他一概说好。
岑春煊风头正健，但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是股破坏性力量，用于整肃纲纪、纠劾不法最是适合，一旦要进行人员调整便有力不从心之感。非是他无识人之明，而在于他的见识一开始就用在刷新吏治之上，对贪官、庸官、昏官刻骨仇恨，看人先看缺点，先看不足，尔后再予审视。十足十一柄利剑，锋利无比，然刚而易折，妥协尤难，若是查办大案、要案，他能追究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