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宪政推行的执行与表征机关，议局理应发挥制衡效，但作为国家机构的一分子而言，这种制衡、监督的权力需要充分保障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倘以空言塞责，只提供一句纸面上“议局拥有监督权力”的话语而不为行使这种监督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那这种权力注定只是自欺欺人的空话，也注定要沦为没有实际用处的橡皮图章。
作为穿越者，林广宇见识了太多“人民群众拥有最高监督权力”的空话和实行“党内监督”的虚话，对仅仅落实于圣旨中的制衡权力绝不会感到满意。
在宪政建设的最初阶段，在国民素质远达不到民主宪政的要求前，他无意尝试更无意推进大众民主。但议局作为“精英民主”的载体，作为与各省督抚相互制约的机构，作为预备立宪的典型代表，不给其提供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显然有悖于宪政宗旨。
没有人是天生圣人，林广宇同样如此。作为小民，他自然渴望民主，巴不得民主的权力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是“大民主”便越过瘾。但穿越成为皇帝后，不管本意如何，他便是专制皇权的代表，只能用符合自身逻辑的方式来推进政治，站在这个立场，反对民主，提倡独裁，巴不得所有权力都集中帝王之手就是题中应有之事。慈禧之所以念念不忘搞假立宪，便是因为至死不愿意放弃这种最高权力之故。
但林广宇凭空多有100的识见与经验，知道继续推进专制皇权不但有悖于时代潮流。更有悖于政治利益最大化之目的。一味集权意味着日益孤立于其他政治群体。也愈发削弱自身地统治基础，在这层意义上考量，加强专制并不是巩固君权地有效手段。反而是一种自杀，集权的愈快，自杀的脚步越急，历史上载沣搞亲贵集权地结果就是自个把绞索套在自个脖子上。
只有让渡出一部分权力，让君权与民权实现宪政体系下的平衡，让精英阶层丰润到权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执政基础才是稳妥而积极的。权力分解、地方制衡，表面上削减了君权，实际上却是争取了更多拥护君权与民权平衡之士，也便巩固了君权。
因此，帮助议局获得实际权力的举动实质是在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君权，他如何能不急？但急归急，下手还是要有思路。
后世经验告诉林广宇。虽然中国一直在明面上嚷叫司法独立，但只要司法机关所需地财政、用人两权一天不独立，司法真正独立便是空话。同理推论，议局若想真独立。非有财政、用人大权不可。
运作经费一条，《章程》原本规定：“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公费及书记长以下薪金均由督抚定之。从地方财政开支。”表面上督抚为本省议局解决经费问题天经地义，但实际上可能使其利用规定公费及薪金的优厚或菲薄来对议局要员进行拉拢或要挟，更有可能使其利用财政问题对议局正常运作施加压力。
正副议长及常驻议员作为议员中的头面人物实际上是议局的核心，而书记长、书记等职员实际上是议局办公处的专职人员，督抚若控制了这两部分人，就可能在实质上控制整个议局局，也就可能损害议局的独立性，更妨碍了行政当局与议局的相互监督——尽管这种监督是不对等的。
为破解这一难题，林广宇特意下诏，自明岁起豁免陕西、甘肃等最穷9地庚子赔款摊派，其余各省均减一成，此类费用“先征后返”，专款用作议局活动经费。明着看是皇恩浩荡，实际上是釜底抽薪，消解了地方督抚凭藉财政权控制议局的可能性，保证了议局的独立自主。
人事任用一条，《章程》原本规定：“议局下设办公处，置书记长一人、书记四人，由议长选请督抚委派，经理局中会计及一切庶务。”议长只能提名，委任权却在督抚，便于其通过委派人员来控制议局的内部日常活动和工作。遇有争议，议局既难于发出不利于督抚之文电，也不易进行不利于督抚地调查。
林广宇煞费苦心，将此条改为“办公处人员均由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