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问题要有大智慧，唐绍仪在原地踱了三个来回，目中找到了解决办法。
“诸位，文官考试不同于旧时科举，许多规矩原也不必照旧。科举有状元、探花、榜眼之称谓，此次考试并不照搬，只分一甲、二甲之类，所以人数亦可灵活。我看是不是这样，此四份最优试卷，一概列入一甲，倘若剩余试卷再无最优，则此四人定为一甲，一甲第三则为两人并列；如果还有其余最优，则将全部最优卷呈请圣览，由皇上钦定一甲名次，如何？”
这个做法倒也不偏不倚，无论载泽、周学熙还是梁士都可接受，彼此也不伤和气。其实这几份最优试卷无论最后排名如何，所部大臣肯定是要重用的，众人所争者无非是一个面子问题，都想着让状元花落本部……
各部大臣对连续几天紧张的评阅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考生也不负众望，在各科都涌现出了相当优异的人物。以医科为例，有考生名朱神惠，毕业于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题目曰《中国之肺痨病》，对公共医疗卫生提出了独特见解，认为要在各省省城兴建西医医院，在京师设立全国性的中西医结合之医院；在广大的乡村，除中医继续推广外，还应该增强对民众的教育，通过诸如消灭露天粪缸等举措改良公共卫生来增进人民体制……
这样的建议对策，原本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不屑为之地，但在东三省爆发鼠疫地时局中。这种建议颇为民政部所瞩目。民政大臣沈殿林当即表示，要将此人派给正在东北主持防疫的伍连德担当助手，倘若果有成效。拟任命为正四品的卫生司司长，以一介白身而获如此提名，足见重用之意。
同样地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张全虽然只获得了法律硕士学位，但他同时也获得了美国律师资格，对宪法学颇有研究，对国际公法体系亦尤为精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庚子以来，中国与西洋交涉间之所以屡屡吃亏，除国家实力不济、官员有惧外心理外，对国际公法的陌生乃至漠视都是重要原因。很多不涉及主权、利权的谈判，因为中国谈判人员的无识，使得国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去挽回。
在“宪政体制改良刍议”这种框架地题意下，他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做了分析：先是充分肯定了此举的必要性，认为给朝廷重臣开了眼界。“即便所知有限，敢开风气之先亦足为人称道”，同时他也诚恳地指出不足，认为“各国宪政本来差异颇大。甚至同样事例甲国与乙国处理完全矛盾，与其自身悠然自得。合乎国情，与所学者却茫然不知所措，现今仿行，首重学习目标……与中国最相近者，日本也……”最后，他认为要加紧修律，虽然按照法理，应该宪法制定、完备后再论其余诸法，但中国情况特殊，宪法受政治影响极大，倒是其余诸法相对简便，他呼吁说“倘宪政体系之下其余诸法具备而行之有效，则宪法呼之欲出、所行自远；倘光有宪法，其余诸法仍然照旧，则表里不一，宪法依旧只是一纸空文罢了……”
戴鸿慈、载泽原先都在五大臣之列，对此同感颇深，戴鸿慈也给他安排了去处——协助修律大臣沈家本开展工作。
……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专业初试的阅卷工作终于如期完成，相关成绩的统计让唐绍仪终于松了口气——情况比资格初试那会强多了，合格率终于上升到了50%以上，各种优异人才不断涌现。
除中文科外，其余各科的名单也大致排定，相关重合率也减少了许多，7以上的岗位的求职比例已进入了合理区间，再行岗位复试已无必要。
自然凡事都有例外，中文科虽然在资格初试时地通过率最低，但事实证明，凡能通过初试的人员都有几把刷子，相关竞争异常激烈——一者，中文科的职位是最少的，二者，报名中文科地人数是最多的，这一少一多，酿成了中文科无比惨烈地竞争。光是经过阅卷组认定可算得上最优等的考生就达十一人之多，其余优等、良好、中等等各级也远较其余各科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