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改，怎么去改，核心问题是对谁负责。不要笼统地以为官僚就是对皇帝负责的，那样就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了。皇帝为天子，大多时候实际代表了政治的整体，自己的角色可以从容切换。今天重用改革派，明天就可以重用保守派，皇帝没有负担。
这是杜中宵自己也没有想好的事情，所以一碰到政治问题的讨论，便明智地避开。
自己以后参与政治，必然有一个政治方针，或者说是意识形态，这是避不开的。实用主义者或许能够高官厚禄，但在历史上并不会留下太多的印迹。这个时代最明显，若说对现实政治影响之深，要一直到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代人，才会超越这个时代的吕夷简和王曾等人。但要说历史影响，吕夷简是远远比不上范仲淹的，甚至很可能连欧阳修都望尘莫及，虽然吕夷简一直官位高高在上。
要想在历史上进程上打上自己的烙印，选一条路，举一面旗，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让杜中宵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地方。摆在杜中宵面前的有几条路。如欧阳修等人一般，从历史上找榜样，无非还是回复理想的三代之治，提一些理论上绝对正确，但几乎没有可行性的改革主张。或者如吕夷简等人一般，在现实政治中长袖善舞，维持局面。最不一样的选择，是按照前世历史教科书上学来的，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甚至直接学习欧洲的经验，君主立宪，议会总统，连政治体制和发展路线都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在中国的古典时代，这真地行得通？
杜中宵看着天上的明月，苦笑着摇了摇头。实际上，历史和政治教科书说得越明白，就越是说明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后人的总结，很多时候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而不是指导怎么不落后。如果真按着教科书上说的，去学习欧洲的经验，前面十之八九是万丈悬崖。不但是自己，就连整个国家和民族大概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最终的结局，不过是为其他民族带路，并不会比历史结局更好。
深深叹了口气。杜中宵最少明白这一点，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来到这个时代最好不要参与政治，还是安心做个富家翁好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可不是固定的模板，拿着向现实上一套就万事大吉。扶持资本家，按照三权分治一套，资本主义便蓬勃发展起来了？因为历史回不去了，课本上才会这么讲。真信了这一套的，从历史上的晚清民国，到全世界的大小国家，几乎全是牺牲品。
杜中宵前世，凡是发展成功的国家，大多都有几个共同的特质，但必有某几个方面，与标准模板是有差异的。保持了这种差异，便就继续前行，强行向模板里套，便就土崩瓦解。
无他，教科书上总结出来的模板，是有意识形态和哲学前提的。没有同样的思想基础，便如大象钻针眼，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分不清便就削足适履。历史教科书总结出发展模板，本就是在灌输意识形态。欧洲的市民革命从而引起资本主义革命，不会出现在中国，同样，美洲的大种植园主和工业资本斗争，也不会出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是文明的记忆，不能洗了重来。
进士是要考的，官是要做的，不然在这个时代不会过得舒服。但做官之后走什么路线，杜中宵一直有些茫然，这是他跟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若即若离的原因。杜中宵给自己定的人生原则，是踏实看路，谨慎前行，只是这路太难走，让他不时会心生厌倦罢了。自己茫然，与读书人相处，不管谈起对经典的理解还是谈起现实政治，便就说不到一块去。
摇了摇头，杜中宵正想回房，偶一回头，却看见远处有几个影影绰绰的影子。仔细一看，却是傍晚吴克久找自己时，坐在旁边茶摊那的几个人。
那人影见杜中宵盯着这边看，突然快速离去，不知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