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等人目瞪口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朝中大佬们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都说不清，杜中宵哪里敢说一个字？此次新政，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是清白分明。谁是谁非，看你以什么立场以什么为标准来看。朋党是朝廷所禁，偏偏欧阳修就公开写《朋党论》，别人能怎么说？
第119章 故人蒙难
夏竦只觉得身心舒畅，对杜中宵道：“知县，备一桌酒筵，要好酒好菜！这几年朝政被几个奸人把持，是非不分，乱象丛生！范十二、富彦国之流，蒙昧圣上，行什么新政，闹得人人自危。这两人被斥出朝廷，实是天下之喜！怎么能不庆贺一番！”
杜中宵一声不发，默默吩咐公吏前去准备酒菜。
夏竦自西北回朝，本有意中书，结果被人所阻，出知本镇。被任命为枢密使，又被以王拱辰为首的台谏所阻，最后不得不郁闷地来亳州任职。在西北的时候，其实夏竦跟范仲淹和韩琦的关系不错，好水川之战失利，还是夏竦为韩琦辨解，使其免受责罚。不过夏竦在官场失意，恰巧与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人受重用同时。而攻击夏竦最厉害的欧阳修和石介等人，都是范仲淹等人的追随者。夏竦就认准了，这些人结成一党，与自己作对。怎么击败这些害自己的奸党，几乎耗费了夏竦这两年全部的心思。
邸报杜中宵没有看完，并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不能体会夏竦的心情。其实此次范仲淹和富弼两人同时请求外任，与夏竦有关，是他计谋得逞。
此时的国子监直讲石介是当世大儒，学术上开时之先，但政治上容易冲动，性格偏激。当年夏竦任职应天府的时候，石介还曾经与其有书文往来，不乏赞赏、称颂之词。而到了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诸当政的时候，石介因与他们意气相投，写了《庆历圣德诗》。诗中对范、韩、富诸相公推崇备至，而把正失意的夏竦斥为“奸邪”，夏竦与石介的梁子由结下。
夏竦富于心机，从来不是谦谦君子。他寻了个机会，让自己一个善于书法的女婢，暗中练习石介的字迹。后来把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其中一句“欲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劝勉富弼等人尽心辅佐的意思，变为了霍光等人擅行废立的意思。还起草了一份废立诏书，上报朝廷。
此事经谏院传播出来，朝廷大哗。虽然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没有人相信这无稽之谈，但范仲淹心中不安，坚请出外，庆历新政由此失败。
新政失败，当然不只是这个原因，这只是最后的导火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新政施行以来，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虽然支持者众多，反对都也不少。此时各种新政措施已经施行，朝廷最迫切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对朝政的冲击却接连不断。新政的核心，在人事制度上，偏偏新政的鼓吹者欧阳修等人，一心把朝臣分君子小人，迅速地把新政引到了党争上。
范仲淹对此有清醒认识，却已经掌握不了新政的局面。坚决自请外出，让新政无疾而终，只怕是范仲淹认识到了，新政已经没有出路。范仲淹曾评寇准，称其在澶州之战时，
一意孤行，置诸大臣甚至真宗皇帝如摆设，为左右天子为大忠。但他不是寇准，也没有寇准那样与皇帝的交情，别说左右天子，仅是流言就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杜中宵并不了解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但他感觉得到，新政施行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政治虽然是人的政治，但单从人事下手，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自新政施行，除了人心为之一振，朝政为之一清，这种笼统的评价，具体钱粮多收多少，军力有何上升，面对夏丹和党项强敌，局面有何改善都乏善可陈。总之一句话，除了气势，政治局面并没有变化。
公吏忙着上酒菜，夏竦兴奋得来回踱步，好似突然忘记了寒冷这回事。
杜中宵拿起夏竦放下的邸报，看过事情经过，才明白此事跟夏竦有关，怪不得他那么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