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渤海王府的承运殿内，独自一人翻阅着《邸报》，将朱允炆的建文新政给看了个大概。
其实大致看下来，朱允炆的新政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只是政策是偏向于理想了。
宽松刑法是肯定要走的路子，毕竟洪武年间的律法过于严苛了。
至于蠲免苏松江浙的赋税，降低当地税率，这在朱高煦看来也算得上一项仁政。
说到底，江浙一带的赋税确实沉重，这点仅从苏松二府就承担了大明十分之一的赋税就能看出。
苏松二府的耕地不到十五万顷，仅占全国百分之四不到，而二府税粮却达到了四百万石，占了全国三千二百万余石的百分之十二还多。
朱高煦在构思《钱钞法》的时候，他仔细算过大明的赋税和平均亩税。
其中，全国平均亩税为每亩五斤三两，而苏州高达四十二斤，松江高达三十五斤，苏松合计之后平均下来，每亩赋税负担是全国的七倍有余。
这样的赋税差距，主要是洪武年间北方及西南各地百废待兴，朱元璋本人采取的一种转移支付手段。
但是随着北方各省和四川、湖广的农业经济开始有起色，江南的赋税理应降低一些。
不止是江南，还有那些洪武初年农业经济不错的省份，基本也都被课以重税，例如山西就是一个典型。
洪武开国之初，北方只有山西和山东算得上农业没有遭到摧毁的省份，因此二省在承担迁移人口充实其它北方各省的责任时，也承担了相应的沉重赋税。
仅有三千九百余万亩耕地的山西，每年赋税上缴达到二百八十万石，比四千七百万亩耕地却只交二百五十万石的浙江负担还要重。
正因如此，老朱才会在南北榜案中，特别的维护山西士子。
所以在拿到《邸报》，得知朱允炆降低江南赋税的时候，朱高煦本以为朱允炆会降低山西和山东的赋税，然而他翻遍了《邸报》，都看不到与山西、山东有关的任何政策。
如果说在这之前，朱允炆的新政还能说是体恤百姓，那当朱高煦看完了《邸报》后，他就可以确定朱允炆这家伙完全就是为了拉拢江南一带的文人了。
“也好，你这样做，才方便我日后清算江南文人。”
放下《邸报》，朱高煦稍微想了想自己的本钱。
眼下，渤海四城之中有大约四万在接受蒙学的人，他们的年纪从九岁到十五岁不等。
除此之外，自己手上算上黑水城的预备役，以及朱允炆安插进来的三个千户，合计是两万五千人。
这其中，有四千人不堪用，得好好训练，收服他们的军心才行。
“四万人……”
朱高煦想了想自己手中接受教育的那四万女真与汉人，这四万人如果下放出去，那完全可以充当胥吏在地方上收税。
如果丢在一省之地，那他们完全可以将一个省治理的服服帖帖。
哪怕放在南直隶、浙江和江西这三个人口大省，他们也能维持三个省的基本运行。
并且不同于老朱的国子监，自己手中这四万人可以说要干净许多。
老朱国子监的生源，大多来自江南，基本都沾亲带故，可自己手上的这四万人，大多都是汉化女真人，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
他们的利益都在关外，与关内没有任何相干的利益。
将他们投入关内，起码能维持地方上六七年的政治清明。
只要掌握了基层，那些数量少的流官根本不用管。
一想到这里，朱高煦就期待自己拿下辽东。
如果庙堂之上有大量的辽东人，朱高煦不相信他们会不为自己家乡牟利。
辽东只是一个开始，扶持北方人去打击南方人，然后达到一个平衡，这才是朱高煦想要的。
只要达到了平衡，那自己就可以对北方进行投入了，尤其是东北一带。
民国闯关东能留下那么多人，就是因为东北兴起了许多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前期保障了迁移东北人口的立足问题。
立足之后，大量闯关东的人又开始开垦荒地，扎根东北。
自己要做的，就是继续让东北发展出手工业。
水泥、钢铁、耕地……
只要持续投入几十年，东北的开发将会在自己手上完成，届时有了东北作为粮仓，迁都北京之后也就不用受控于江南漕运了。
朱高煦如此想着，承运殿外也响起了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