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洋人如此看重电力，”张之洞握了握拳头，“也好，我知道你是懂西学的，你的建议我必须采纳。不就是发电厂嘛，这个多少我是见过的，可以搞！”
李谕说：“大人英明。”
不算汉口租界的话，差不多到了三年后，也就是1906年武汉才正式有了发电公司。
但这东西真的是越早有越好，而且发电量越大越好。
现在先有个一两万千瓦的装机量也够了，——自然不能和一百年后武汉两三百万千瓦的装机量比。
而且武汉靠着长江，水系发达，完全可以利用一下水电。实际上武汉第一家电力公司就是用的水电。
话说到时候如果真的用水电搞起了电解铝，还真挺环保……
要知道李谕刚被“电”到这个时代之前，咱们已经开始考虑电解铝行业多用水电了，毕竟碳排放低。
只不过清末民初这时候也没必要考虑这么多，毕竟就那么一点点的电力需求。现在用水电，算是歪打正着。
李谕说：“另外，张大人，我想您还可以考虑一下生产化肥。”
张之洞第一次听这个词：“化肥？”
“就是肥料，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李谕说。
“肥料？”张之洞又问，“施肥用吗？”
李谕说：“没错。我看咱们的铁厂旁边就是兵工厂和钢药厂，我想材料还可以试着用来生产氮肥。”
张之洞不明所以：“这也行？生产肥料干什么？我曾经也下过地，见到村民都用着农家肥。”
李谕笑道：“那点哪够，如果可以使用化肥，起码可以提高一半的产量。”
张之洞讶道：“提高一半的产量？！”
李谕说：“是的，这就是现代工业的力量。”
这种话李谕只能给张之洞提。
因为实际上晚清的高级官员大都并不太关注农业生产，这是地方官也就是县令们最看重的。
毕竟田税是县令的最大收入来头，这块收入按照官场规矩，是无人敢动的。
高级官员们都知道下面官员的做法：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段抬高粮价。以前地方官是踢一脚称米的器皿，这一脚蕴含了地方官的看家本领，一脚下去粮食就少了。
但到了晚清，地方官已经直接撕破脸，几乎等同明抢。直接不要米，而是折合成银子上缴。
这里头能操作的空间可比踢一脚大了太多太多。
比如一两银子本来折合100斤米，但是地方官们直接提高到100斤米要交5两银子。
其中翻了四倍的利润空间就是官员们用于中饱私囊。
不是明抢是什么？这就是晚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但上头官员基本不会管，因为大部分钱县令又要通过各种炭敬、冰敬孝敬上去。
这是晚清官场的顽疾，而且是晚期恶性肿瘤，没治了。
当然除了这个，晚清政府换上的晚期癌症还有不少，早就病入膏肓，任人宰割。
由于田税非常关键，即便是平时比较仁慈的地方官，到了钱粮征收的时候，也非常狠辣。
清朝有两个特别擅长写日记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写了差不多130万字。
另一个是广东一个县令，名叫杜凤治，这家伙更狠，当了14年县令，写了400万字日记！
对于晚清史，这都属于非常珍贵又真实的史料，因为是自己写给自己，比较私密性，不会考虑太多其他因素。
杜凤治就算是个当地百姓交口称好的县令，但是人家每年收入也有两万多两白银了。
平时他对百姓属于还算不错的，但到了征粮的时候，直接变了一个人一样。
因为田税征收不仅大大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是直接财源；上头对征收不力的处罚也很重：征税完不成10％的，不准升迁，还要罚俸一年；完不成50％的就要革职。
杜凤治自己就说过，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花在征收田税上。
但百姓苦啊，一般根本没法按时交粮。杜凤治就带着征粮队在各地强征，征粮队有粮书、粮差、册书、委员、师爷、官亲等人，另有轿夫、衙差、壮勇等一百多人，浩浩荡荡扫荡乡里。
杜凤治在日记里就写过，有时候差人进村被村民用屎尿赶出来，然后征粮队就把人抓回来，抓不住就抓他老婆孩子，或者把家具搬走，然后放火烧屋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