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民国时期就在争论要不要彻底拆掉城墙，但这个工程太大，而且十多年后京城转到了南京，北京拿不出那么多市政费用了。
黎元洪看着模型烫样说：“皇城的城墙已经被人扒拉得不像样子，内城几条围着城墙根的轨道应该更好修。”
皇城就是一环以内。
不过一环这个概念貌似没人说。
皇城里面包括故宫、北海等，四个门是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面积大概相当于四个故宫。
朱启钤无奈地说：“皇城城墙用的都是高质量城砖，与内外城的墙砖不同。很多人回收购买皇城城墙砖，每天晚上都有偷偷来拆墙的。”
再过几年，皇城的城墙就会被彻底扒干净。
北洋政府曾差人去回收利用，可这些人也偷偷摸摸去黑市贩卖。
李谕说：“我平时在城里开车，实话说城区的道路条件真心不好，大部分路只要一下雨，就像在越野。”
朱启钤说：“道路整修在计划之内。过上一两年，要是欧洲战事还不消停，我们只能通过盐业银行发行债券改善道路条件。”
李谕说：“买公债的人不会少。”
黎元洪似乎在积累从政经验，问道：“发行公债就不用找洋人借钱？”
李谕说：“没错，这就是金融的力量。”
黎元洪啧啧称奇：“那可比求洋人好多了。”
李谕说：“但公债依靠的是政府公信力，以现在的情况，除非有非常明确事由，比如市政建设，想要单纯地大规模筹款只能是奢望。”
朱启钤说：“可以不通过苛捐杂税弄钱搞市政建设就不错。”
对朱启钤来说，市政府的工作首先集中在道路修建和保养方面。
要是道路条件太差，有轨电车都铺不上。
可以说，铁路打碎了城墙，电车和商业则又对城墙内皇家封闭恒久的宁静动了手。
几百年的沧桑留给晚清北京城的是无法继续正常使用的街道。
简直糟透了！李谕深有感触，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没有硬化处理，基本上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而且街道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负担较轻，已经远高于两侧负担较重的车道。
戊戌变法时期很多人就想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对香港等殖民地城市整齐的街道有深刻印象，曾经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改变道路条件。但直到民国初年，这项工程才开始缓慢地动工。
民国刚成立时，北京还没有沥青和混凝土公路，碎石路也只有50多公里。也是在朱启钤任职期间，才引进了蒸汽压路机，有了修建现代马路的技术。
北京城第一条沥青马路修在了东交民巷，由使馆区事务公署负责。
比较扯的是，如果中国人不坐马车或者汽车，是不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后来北洋政府与使馆区签了一个协议，每年交5000元使馆区养路费，然后允许中国人通过使馆区的街道。
——按照北京政府的养路预算标准，规定每平方米街道每年拨给养路费1元钱。
这项协议后来被废除过，但1917年使馆区又因为穿过使馆区的车辆增多为由，再次要求这笔款项。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协商之后，决定每年从车捐税中拨出2000元给使馆区用于道路维护。
修路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关键就是钱。
要是没钱，交通枢纽都会一拖再拖，典型的就是新华街，拖了十年才全面动工。
当然里面也有商户反对的缘故，因为新华街要在城墙上开个新门，即和平门。
这个门可以方便袁世凯从总统官邸出行，也可以让香厂一带模范市区的交通更加便利，从而进一步发展城市贸易，所以计划一开始就得到了袁世凯批准。
但正阳门地区的绅商们担心新城门一旦打开，行人就无须再经行他们控制的地盘，他们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商人们很聪明，没有直接说明这个理由，而是以破坏风水为由警告袁世凯，新城门的开设会对国家和他的总统地位不利。
然后，额，然后袁被说服了，工程随之搁浅，留下大段内外城之间的新华街没有完工。直到段祺瑞上台，才下令完成了这项工程，并命名新开的城门为和平门。
对了，关于这个城门，周作人还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体会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