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观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一殷勤的招待七月二日正是浙江与上海的社员乘车赴会的日子。
在上海这样大车站里，多了几十个改进社社员，原也不一定能够显出甚么异样；但我却觉得确乎是不同了，“一时之盛”的光景，在车站的一角上，是显然可见的。
这是在茶点室的左边；那里丛着一群人，正在向两位特派的招待员接洽。
壁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磅纸，写着龙蛇飞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
两位招待员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时已是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了。
招待员所应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买车票。
买车票是大家都会的，买半票却非由他们二位来“优待”一下不可。
“优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实行“优待”的时候，要向每个人取名片，票价，——还得找钱。
他们往还于茶点室和售票处之间，少说些，足有二十次！他们手里是拿着一叠名片和钞票洋钱；眼睛总是张望着前面，仿佛遗失了什么，急急寻觅一样；面部筋肉平板地紧张着；手和足的运动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
好容易费了二虎之力，居然买了几张票，凭着名片分发了。
每次分发时，各位候补人都一拥而上。
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两两的怨声了。
那两位招待员买票事大，却也顾不得这些。
可是钟走得真快，不觉七点还欠五分了。
这时票子还有许多人没买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员竟不出来！有的人急忙寻着他们，情愿取回了钱，自买全票；有的向他们顿足舞手的责备着。
他们却只是忙着照名片退钱，一言不发。
——真好性儿！于是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自己去买票子；这一挤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价外，还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张三等车票。
这时候对两位招待员的怨声真载道了：“这样的饭桶！”“真饭桶！”“早做什么事的？”“六点钟就来了，还是自己买票，冤不冤！”我猜想这时候两位招待员的耳朵该有些儿热了。
其实我倒能原谅他们，无论招待的成绩如何，他们的眼睛和腿总算忙得可以了，这也总算是殷勤了；他们也可以对得起改进社了，改进社也可以对得起他们的社员了。
——上车后，车就开了；有人问，“两个饭桶来了没有？”“没有吧！”车是开了。
二“躬逢其盛”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约莫一点钟的时间，才在大会注册组买了一张旁听的标识。
这个标识很不漂亮，但颇有实用。
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着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
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
该厅离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远；但我终于冒了狂风暴雨，乘了黄包车赴会。
在这一点上，我的热心决不下于社员诸君的。
到了会场门首，早已停着许多汽车，马车；我知道这确乎是大典了。
走进会场，坐定细看，一切都很从容，似乎离开会的时间还远得很呢！——虽然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楼上正中是女宾席，似乎很是寥寥；两旁都是军警席——正和楼下的两旁一样。
一个黑色的警察，间着一个灰色的兵士，静默的立着。
他们大概不是来听讲的，因为既没有赛瓷的社员徽章，又没有和我一样的旁听标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席”——坐位。
（我所谓“军警席”，是就实际而言，当时场中并无此项名义，合行声明。
）听说督军省长都要“驾临”该场；他们原是保卫“两长”来的，他们原是监视我们来的，好一个武装的会场！那时“两长”未到，盛会还未开场；我们忽然要做学生了！一位教员风的女士走上台来，像一道光闪在听众的眼前；她请大家练习《尽力中华》歌。
大家茫然的立起，跟着她唱。
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
所以唱完的时候，她温和地笑着向大家说：“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
她轻轻的鞠了躬，走了。
等了一等，她果然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