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为生产粮食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交通条件的限制，一旦饥民流民难以填塞饱肚皮，而像江南、湖广等地即便是有粮食也很难及时运抵，加上运输成本的问题，所以新作物的作用就不言而喻。
而农部的设立就是要最大限度挖掘一些水土条件较差的地区在种植作物上合理调配安排的潜力，让更多不适宜种植粟麦稻的地区能够改种土豆玉米番薯，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小受灾时粮食压力，也能进一步减少爆发民变民乱的风险。
这些观点当时在朝中也引发了热论，《内参》连出了几期专刊，而《今日新闻》也长篇大论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京中百姓都无人不知，所以农部最终很顺利的设立了。
而陕北和晋西北这几年在着力推广新作物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虽然不可能彻底杜绝民变风险，但是从各个方面反馈回来的消息都是良好的，土豆的产量，番薯、玉米对山区的适应性，都迅速让很多原来根本没法获得良好收益的贫瘠山区得到了极大改善。
正因为冯紫英在推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不遗余力，也让北地士人尤其是山陕士人也对冯紫英这一举措十分赞同，连韩爌和孙居相孙鼎相两兄弟都认同冯紫英这一动作很大程度减轻了山陕民变民乱风险。
要知道这新作物徐光启早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并在天津卫作最推广，可是却无人重视和理会，以至于徐光启在天津卫试种几年，四处奔波呼喊，也未能达到推广效果。
这一点上山陕士人对冯紫英是很认可的，但是冯紫英对土地乡绅和宗族势力的限制甚至打压态度又是十分鲜明的，这无疑在动摇士人们的根本。
士人是乡绅们的代表，但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削弱，江南尤其突出，山陕商人势力的膨胀壮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影响，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定义。
冯紫英要让韩孙等人明白的就是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就像松江帮的士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转型，将资本投入到了棉纺织、造船、港口码头、经营船队、海贸、对外拓垦等行业中，这也是董其昌、陆彦章乃至张鼐等人之所以转而支持自己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现在韩孙等人却还迟迟不愿意转变观念，或者说是他们所代表的北地士绅仍然还沉迷于以往的就有心态，不能正确面对现在局面的发展，这就让冯紫英也很难处理好和韩孙等人的关系。
“乔师，您也知道我的观点，虞臣公和伯辅公他们几位很难说通，他们仍然抱着一些固有的观念，我对您也开诚布公，北地要发展，就不能在囿于固有的观念，那种一味守着几亩田的心态不适应现在的发展了，要说江南土地肥沃膏腴，尤甚于我们北地吧，但士绅现在也都在转变观念，像工商业投入，扬州证券交易所现在每月几乎都有新的产业上市交易，相当热火，也吸引了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很多富人商人来投资，不瞒您说，连察哈尔和土默特人的一些王公贵族和佛郎机人的商人也都有参与投资进来了，这足以说明他们有多么看好我们大周工商业发展的前景，……”
冯紫英顿了一顿之后才又道：“也不瞒乔师，京畿煤铁军工联合体和鞍山驿煤铁联合体也打算在扬州证券交易所上市，徐州利国煤铁联合体也有此先发，虽然交易所占的股份很少，但是也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商人们的关注，佛郎机和尼德兰乃至英吉利的商人也都极为感兴趣，估计筹资会超过千万两白银，……”
“宁波港码头和榆关港码头也准备上市，同样也让很多江南士绅十分感兴趣，……”
“按照你的说法，这咱们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国策现在是不合时宜了？”乔应甲目光清冷，慢吞吞地问道。
“不，乔师，对我们大周朝，农业和土地永远是根本，但是我们目前粮食和土地的产出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亩产的粟米也好，水稻也好，小麦也好，就那么多，再怎么风调雨顺，亩产也增加不了多少，遇到天时不好，还要减产，但是我们的人口增长却是与日俱增，所以我才竭力主张要开土拓疆，对外垦拓，可人口增加了不仅仅是要吃饭，也得有事做，除了种田外，闲人如果太多，那也是要出事儿的，就得要发展工商产业来吸纳这些人进去干活儿做事，得让他们忙起来累着，还能养家糊口，不能闲着，否则就得要胡思乱想，什么斩白蛇而唱大风，什么休道铜人一只眼，不都是这么折腾出来的么？”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