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在武人们看来，这已经是一个他们争取来的巨大进展了，可喜可贺。
至于说谁来大人枢密使，这冯紫英还在考虑当中。
尤世功和曹文诏，以及毛文龙和刘东旸都在候选人之列。
相较之下，毛文龙和刘东旸竞争力弱了一点，毛文龙刚当上辽东总兵不久，哪怕是在军中的威信都还不足，而刘东旸虽然能打仗，但是他的宁夏反叛经历让文臣们极为抵触，所以哪怕冯紫英不太在意这一点，但是也算是一个短板了。
尤世功和曹文诏两个人就真的是势均力敌了。
一个是冯唐在榆林时一手举荐起来的，一个则是冯唐从大同带出来的，论资历，论战功，论威望，二人都不相上下，正因为如此，才让冯紫英都觉得头疼。
好在摆在面前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谁当枢密使，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能成为对蒙古一战的大军统帅。
这同样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位置，甚至能够名垂青史，比起当枢密使来，可谓不遑多让，要知道只要对蒙古一战功成，这主帅回来，迟早也是要安排一任枢密使位置的，无外乎这大华朝第一任枢密使这个称谓显得有些唯一性罢了，毕竟是首任。
在这两个位置的选择上，估计尤世功和曹文诏其实都更倾向于选择当征伐蒙古大军的统帅，对武人来说，打仗才是最具诱惑力的，而为官反而没那么有吸引力。
只不过枢密使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代表着武人的巅峰，也需要为军队争取利益，这一个位置也不容许文人插手。
都察院左都御史选择了杨涟，也算是众望所归。
杨涟性子刚直，就算是韩爌也压不住，而他能与柴恪等人达成一致，主动输诚新朝，在冯紫英看来已经是极为难得了，那么自己肯定也要有所回报了。
右都御史则让原大理寺卿曹于汴出任，这也是一个最早输诚的北地文人，而且和韩爌、孙居相他们关系不睦，这也是冯紫英让其担任右都御史的一个主因。
吏部尚书由王永光来出任。
这也是一个妥协。
王永光算是北地士人中较为中立的角色，不过其对考成法的接受度比较高，认为地方上的政绩考评早就应该改革，如何量定地方官员的业绩，应该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方略大纲出来，在这一点上和考成法的初衷一致。
户部尚书则选了毕自严。
这也震动了整个朝野。
从商部右侍郎直升户部尚书，这样一个巨大的夸升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就算是毕自严是皇上的山东乡人，但这是户部尚书之位，非绝对心腹不能担当，单纯一个乡人是解释不了的。
当然后来也有各种传言出来，比如毕自严在北地士人分裂的时候，力挺冯紫英，而且率先表明态度，因此赢得了皇帝陛下的认可云云，但其实是冯紫英印象中前世历史中毕自严就是明末有数的财计专家，崇祯初年全靠他的财计，才能让崇祯帝继位那几年勉力维系下来。
现在新朝的财政肯定比前世明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面临要对蒙古一战，也需要一个精于财计的人物来统筹安排，所以冯紫英才力排众议将毕自严擢拔为户部尚书。
礼部尚书冯紫英选了张鼐。
也就是那个在陕西担任过左布政使接冯紫英班，后来又回京担任礼部左侍郎的松江士人。
松江士人在这一次的新朝初立中出了大力气，态度也格外坚决，加之松江未来会日益成为南北经济发展的中枢，所以给所有士人一个鼓励，或者说一个示范效应很有必要。
加之张鼐此人相对务实，虽然是老牌士人，但是对格物财计这些“旁门左道”没那么排斥，甚至和徐光启、李之藻这些人都有交情，所以让其担任礼部尚书，也算是人尽其用。
兵部尚书仍然是孙承宗，没有变化，但袁可立取代熊廷弼出任左侍郎。
既然不愿意为新朝出力，冯紫英也没有惯着熊廷弼，那就回家好生休养，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再来说做官的事情。
刑部尚书由左光斗出任。
左光斗性格刚直，嫉恶如仇，不过在这一次新朝成立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了较为理性的一面，有保留地表示了支持态度。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以他的士人气节，这也算是一个妥协了。
工部尚书李之藻，这也没什么悬念，哪怕李之藻信西教，但是一来态度鲜明支持新朝，二来此人的确在格物上颇有造诣，而且大力支持向西夷学习格物技术，并组织翻译西夷这一类的书籍。
商部尚书由贾化出任，这也算是这个在关键时刻总算是站对了阵营的家伙一个奖励。
农部尚书由潘汝桢出任，这也是对自己嫡系的一个奖赏。
傅试出任顺天府尹，这也没有悬念。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