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杜莫写信时用的地址，是距离我入住的山村最近的县城。我告诉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肉食店的老板，每周帮我接收信件，我会定时来取信。我每次进城，都会提着两只鲜活的大竹鼠，送给肉食店老板做报酬。
据老板称，县里的各个领导们，现在对鸡鸭鱼肉乏味得很，他们只要下馆子，都会提前通知酒店老板，准备些山珍野味儿，别再一大盘子又一大盘子地摆那些饲料催肥起来的垃圾食品。县领导们现在追求绿色产业了，就是在吃吃喝喝上，也不忘记温习件精神。
我很担心杜莫这家伙，因为他一旦进了行政单位，难免不被沾染上套路，难免不与个别垃圾为伍。一旦哪天因得意忘形而惹来血光之灾，那些杀手即使找到了杜莫，也难顺藤摸瓜找到我。
杜莫虽然和我通信，但他并不知道我居住在哪个村子，也更不会知道我在半山腰上的小竹楼。肉食店的老板，只管帮我收信，以此换到野生竹鼠后高价卖给酒店，酒店再以更高价卖给吃喝的领导，最后只能由纳税人在这张县政府白条上签收，为几只死老鼠签单。
这些很扯淡的事儿，已经离我很遥远，就像我父辈那些事儿离我很遥远那样。我没必要去管，有心也望尘莫及，因为这是一个县城内法制和人素养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最终还要由人民来办。我，只会拿枪杀人，杀那些总想吞噬我意志的人。
我在山腰竹楼上住了半个月，平日里闲来无事，就带着芦和伊凉去村里给我们的那片荒地上开垦，种植一些马铃薯和烟叶。马铃薯种出来自己吃，烟叶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换些柴米油盐回来。
和杜莫在广州分别后，我身上虽然也有四十多万人民币，但我不想在平淡的生活中就动用这笔钱。这些钱就像我们的翅膀，必须用在关键时刻。
在竹楼的后山，有一间同样以竹子建造的小竹屋，那里是这个村子的小学。每天早晨或者傍晚，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小孩子们赶着自家的牛羊上山。
他们把牲畜栓牢在植草茂盛的地方，之后就提着洗衣粉袋子去小竹屋。当然，他们不是去洗衣服，那种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有他们念学字的铅笔和书本。
看到小孩子们在那样一间破旧的小竹屋上课，不用去询问老村长，我也知道原因。因为后山植被茂盛，孩子们为了交得起学费，享受到祖国提供的教育，就赶着牛羊儿去念书。趴在课桌上时，牛羊在外面吃草，下一季度的“杂费”就有了着落。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可以有机会住进山前这间竹楼。我时常观察附近几座山体的走势，防止某天突然遭受暗袭时慌不择路。所以，我也常去那间孩子们念书的小竹屋转转。
这间小竹屋里没有校长，或者说，除了一群需要读书认字的穷孩子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再增设其它职位，显然多余而又荒唐。
每次我悄悄走进那间小竹屋，坐在一群孩子们后面，可以不用交费就听女老师讲解汉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八岁孩童。
这些日子，不仅我从这位二十二岁女教师的小黑板上学到了很多简化汉字，芦和伊凉也开始夹在这群孩子们中间学习。她俩的柬埔寨语说得很流利，如果再精通了汉语，对两个女孩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就像杜莫说得那样，他可以用自己曾经当海盗时喊打喊杀的语言，在这片土地上换到丰厚的教育薪金。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对我的到来很好奇，她总喜欢和我交谈，在我同她用华语交流发音不准确时，总是笑着纠正我。实际上，这女孩是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没有留在浮华的大城市，像大多数学子那样，买一件体面的衣服去拥挤的人群中应聘。她选择了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