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在眼里，阿都里娜有时真的像暴风中的一颗小树苗，有些经受不住快要折断。我喜欢阿都里娜教授的这群脏兮兮的小孩子，因为这些小家伙长大之后，很可能就是抱着步枪，隐藏在大山里守卫疆土的战士，扞卫我父亲曾扞卫过的一切。当他们收到家书的时候，希望他们不会再看到进城务工去了的哥哥弟弟只有劳动权，而没有受偿权；不会看到姐姐妹妹只有被选择的权利，而没有夹紧双腿的权利。这是真的，遭受歧视，比忍受清贫更逼迫人。
我拉过阿都里娜的手，把厚厚的人民币放在她热乎乎的手心里，面无表情地说：“有了这些钱，你的胃就会一直蠕动，你的自信和自尊就可以挺直了腰板。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个牌子插在你的教室门口，算是我能留给这群孩子们的一点心意。”
阿都里娜听完我的话，眼泪滚落下脸颊，她抽泣着，拉开了包在牌子上的布条。上面写到：“不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看到当狗比做人更容易吃上肉！”
“这……村长他家……”阿都里娜有些惊愕。
我说：“这就是你的学生们和你的学校的座右铭，我的提笔。我给你钱，也是为了给你勇气。老村长要是看到牌子，你就说是我插的，在我回来之前，不许拔掉这个牌子。你放心吧，老村长不敢为难你。他很了解我。”
阿都里娜装好了钱，抱着包裹起来的牌子回家了。我也告诉了她，不许把这笔钱交给父母，自己存到银行里去，而且用自己的户名。
孝敬值得被孝敬的父母是美德；对不可能永远正确的父母搞一味的投降主义和顺从主义是愚昧。真正爱子女的开明父母，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懂得珍惜“自由”。我相信她听懂了我的话。
道别了这位淳朴善良的山村女教师，我从村里雇佣了一辆马车，驮着我们的行李和装病的芦赶去了县城。傍晚时分，我们被马夫送到了县城医院门口。我给了车夫100元，匆匆将他打发回去。
看着车夫的马车走远，芦这才止住了哼哼嗨嗨的装病模样，抱着伊凉开心地跳起来。我找了辆出租车，然后去了汽车站，连夜奔向了省会昆明。
第二天早上，我在昆明市的一家宾馆起床后，分别去了农业、建设、商业三家银行，分流存储了500万人民币现金，然后再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汇集成40万美金。接下来直奔机场，买了昆明飞往日本东京的三张机票。
晚上，当我坐在距离大地一万两千米的客机上，芦和伊凉已经兴奋了一天，她们俩这会儿头挨着头睡熟了。客机窗外，一堆堆的星星友好地眨着眼睛，仿佛要告诉第一次坐飞机的乘客，今夜不会有恶劣天气。
当飞机跨越中国东海的时候，我也迷迷糊糊闭上了眼睛。次日清晨，我们在东京机场准时降落。走出机舱，一股清凉的海风扑鼻迎来。机场四处平坦开阔，五两托运行李的平板电车，沿着行驶线缓缓擦过，毫不在意一架庞然大物降落在身边。
我让芦和伊凉裹紧衣服，随我走了出去。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首都，这里更像一座密不透风的水泥森林。这趟赶来日本，我并未提前告知杜莫，现在我还不想给他打电话，于是便拨通了池春在日本的手机电话。
“莫西摩西，哇阿纳塔哇……”一句甜润的女人声，瞬间传进了我的耳朵。激荡起来的记忆告诉我，这是池春的声音。不等对方说完，我平静而淡淡地说：“it’s-me.”
电话那端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传来了女人的抽泣声。
“我在东京机场，你开一辆私家车过来，只你一人。”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十五分钟之后，一辆崭新的绿色三菱商务车停在了机场门口。芦远远地就看出了车内那个戴咖啡色墨镜的时尚靓丽女性，正是大家想念的池春。
我一眼就能看出，池春开来的这辆汽车，不是她平时的日用车。她知道我是一个“不安分”的男人，猜到我这趟来日本并非简单的看望她。
我远远地对池春做了手势，示意她不要下车。芦和伊凉拽着行李，飞快地跑向了汽车。当我们坐进了汽车，池春妩媚的双眼已经哭得潮湿。她扑进我的怀里，久久不能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