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楚国，如同一株在战火废墟上顽强抽芽的巨木，在殷梨亭与内阁诸臣精心设计的制度框架与不懈推动下，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元气，枝叶日渐繁茂，呈现出“永昌之治”的蓬勃气象。
以北京为中心的庞大驰道网络正日夜不息地向四方延伸，石夯与号子声回荡在原本荒僻的官道上。这些宽阔平整的道路，不仅是帝国控制疆域的动脉，更成了商贸流通的黄金走廊。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北方的皮货、药材、马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交换着。运河与驰道交汇处的市镇，商铺鳞次栉比，驼队商船络绎不绝，税关虽设而税率明晰合理，商贾的脸上少了往日对官府盘剥的恐惧，多了几分对利润的期待与奔忙。
乡野之间，推行数年的“摊丁入亩”与“授田令”效果逐渐显现。寻常农户只需依据手中田契，缴纳固定田赋，再无层出不穷的丁银、杂派、火耗压得人喘不过气。虽然土地国有、禁止私下大规模兼并的政令让一些企图扩张田产的乡绅暗自不满，但无数自耕农得以保住刚刚分到手的田地，辛勤耕作，虽谈不上富裕，但仓中有了余粮，身上有了完衣，相较于元末那朝不保夕、卖儿鬻女的惨状，已不啻云泥之别。田间地头，农夫歇晌时谈起“今上”，虽仍带着对天威的本能敬畏，却也多了几分实实在在的感激：“日子总算有了盼头，只要肯下力气，饿不着肚子了。”
然而，阳光之下必有阴影。新政虽极大惠泽了底层，却也触动了固有的利益格局。元朝贵戚阶层在改朝换代中被基本涤荡，阻力大减，但新兴的楚国勋贵、功臣集团，以及一部分迅速依附新朝、转换门庭的地方豪强，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巩固着自己的特权，贪婪地吮吸着国家成长的养分。
玄衣卫的密报，如同黑色的雪片，悄无声息地落在殷梨亭的御案上。起初只是零星传闻，而后证据日渐确凿，勾勒出一幅令人心寒的画卷：
以开国猛将、现任威武侯解开为首的一批军中勋贵，仗着战功，不仅在赏赐的恩俸之外伸手，更胆大包天地勾结军需官吏，虚报兵员、克扣粮饷、以次充好。本该滋养虎贲之师的银钱米粮，流入了他们的私囊，换作了豪宅美妾。北境几处卫所的兵士，甚至出现了衣甲不齐、兵器锈蚀、面有菜色的情况，战斗力悄然下滑。密报中提及，解开曾在酒醉后狂言：“这江山是老子们一刀一枪拼下来的，拿些银子花花怎么了？陛下难道还能为了这点小事，寒了老兄弟们的心？”
文官系统亦不遑多让。吏部侍郎杨文，出身江南士族，精明干练，在早期整顿吏治、推行新政时颇有建树，深得殷梨亭信任。然而，权力与诱惑很快腐蚀了他。他利用考核官员、铨选升迁之权，明码标价，卖官鬻爵，门庭若市。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利用新政清丈田亩、重新分配的漏洞，与地方官吏勾结，巧取豪夺，将大量本应分给农户的良田沃土，划归自己及其党羽名下，甚至强拆民房，侵占土地，用以修建连绵数里的奢华园林与别业，美其名曰“与民同乐，点缀盛世”。有御史上本参劾，却往往被他利用职权或朝中关系，或压或驳，不了了之。
殷梨亭初闻这些消息时，几乎是难以置信，继而感到锥心的失望与愤怒。他曾数次或公开，或私下，以极其委婉的方式提醒、敲打。一次宫廷宴饮，他特意将解开叫到身边，亲手为他斟酒，语重心长：“解将军，当年并肩冲锋，食不果腹的日子，可还记得？如今国家初安，将士们的衣食饱暖，乃国本所系，万不可轻忽啊。” 对杨文，他则在一次讨论吏治的朝会后，单独留下他，指着案上各地报来的民生改善奏章，叹道：“杨卿，你看，百姓方得喘息，我等为官者，当如履薄冰，爱惜羽毛，方不负这身官袍，不负朕与天下黎庶之望。”
然而，他的良苦用心，被当成了帝王的怀柔与软弱。解开等人表面恭顺，背地里却不屑一顾，认为皇帝念旧情，不会真下手。杨文则更加狡猾，一面信誓旦旦表忠心，一面变本加厉，行事愈发隐秘谨慎，自以为能瞒天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