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大培，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那是常年在外打工磨出来的。他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和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只有冬天没活干了，才揣着攒下的钱，坐长途汽车回来。每次到家，他都会给老婆刘玉波和女儿带点城里的零食，比如水果糖、饼干，女儿总是攥着糖，跟在他身后“爸爸、爸爸”地叫，那是他一年里最踏实的时候。
刘玉波比大培小两岁，长得还算清秀，就是性子有点火。大培不在家的时候，她在家带女儿、喂猪、做饭，活儿不算重，但日子过得单调。村里的女人大多聚在一起唠家常、做针线活，刘玉波却不太爱跟她们凑堆，她总觉得自己比她们“强点”，不想听那些家长里短。
村里还有个叫李成生的男人，跟大培同岁，却是另一副模样。李成生个子瘦小，模样普通，甚至有点寒酸。
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破了边也不换。他不出去打工，就守着家里一亩三分地，地里的活儿也不上心，经常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人下棋、吹牛，混一天是一天。村里的人都瞧不上他，说他“游手好闲”“没出息”，跟他同龄的人早就成家立业，只有他还是光棍一条。
但李成生有个“本事”——嘴甜。
见了老人，他会凑上去问“大娘身体好吗”“大爷要不要帮忙挑水”；见了年轻媳妇，他会夸“嫂子今天穿得真好看”“家里收拾得真干净”。那些客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显得格外真诚，不少女人都愿意跟他搭话。
九十年代的农村，电视还是稀罕物，李家庄里没几家有。李成生家穷，却偏偏咬牙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放在堂屋的桌子上，用一块花布盖着，宝贝得不行。这电视成了他的“诱饵”，每到晚上，他就把电视打开，音量调大，吸引村里的人来看。
刘玉波就是其中一个。大培不在家，晚上女儿睡了，她就觉得空得慌，听到李成生家的电视声，就忍不住走过去。起初只是站在门口看，李成生见了，就热情地招呼她：“玉波嫂子，进来坐啊，门口风大。”他还会搬个小板凳给她，有时候还拿块瓜子、糖块递过去。
一来二去，刘玉波去得越来越勤。李成生很会讨她欢心，知道她爱听好话，就天天夸她：“嫂子你真能干，家里里外外打理得这么好”“大培哥真是好福气，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刘玉波的虚荣心被说得飘飘然——大培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这些甜言蜜语，从来只会说“你辛苦了”“饭做好了吗”。
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就变了味。有一次，村里停电，李成生家的电视看不了，他就拉着刘玉波聊天，聊到兴起，就抓住了她的手。刘玉波起初想抽回来，可李成生的眼神里带着她从未见过的热情，嘴里说着“玉波嫂子，我喜欢你好久了”，她的心一软，就没再反抗。
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情人。他们总是趁村里没人、或是女儿睡熟的时候偷偷见面，李成生会跟她描绘未来的日子：“等咱们以后在一起了，我天天对你好，不让你受委屈。”刘玉波被这些话迷了心窍，越来越觉得跟大培过日子没意思，满脑子都是跟李成生“长相厮守”。
终于，刘玉波跟大培提了离婚。那天晚上，大培刚从工地回来，身上还带着水泥的味道，听到刘玉波的话，他愣了半天，不敢相信：“玉波，你说啥？为啥要离婚？我哪里做得不好，你跟我说，我改。”
“你没不好，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刘玉波别过脸，不敢看他的眼睛。
大培沉默了，他知道自己常年在外，对刘玉波照顾不够，但他从没想过离婚。“我不同意，”他声音有些沙哑，“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爹。”
大培的拒绝，成了刘玉波和李成生之间的“障碍”。那天晚上，刘玉波去找李成生，哭着说大培不同意离婚。李成生皱着眉，抽了根烟，突然说：“要不……把他除了？”
刘玉波吓了一跳：“你说啥？杀人是要偿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