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开元的反常，他的沉默和狡辩，再加上村民们反映的他案发前的精神异常，让警方产生了一个怀疑：洪开元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疾病？作案的时候，是不是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
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决定，对洪开元进行专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
而在鉴定之前，洪开元无意间跟警方说了一句话，让案情再次有了细微的进展。他说：“当时，是我女儿抱着我，跟我说别打了，我才被叫醒的。”
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暗藏玄机，也从侧面印证了，案发当时，洪开元就在现场，并且实施了暴力行为。
2011年12月份，以及2012年8月份，公安机关先后两次委托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洪开元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两次鉴定的意见完全一致：洪开元精神状态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类疾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两次鉴定，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时间。时隔太久，鉴定结果只能证明洪开元当下的精神状态，根本无法准确认定，他在2004年作案当时，到底有没有精神异常。
因为这个关键问题，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这期间，公安机关先后两次，把案件移送到昭通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起公诉。可检察院经过审查，两次都做出了补充侦查的决定。
原因很简单：现有的证据，无法完全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无法准确认定洪开元作案当时的精神状态，整个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想要认定洪开元犯故意杀人罪，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要么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人，要么彻底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可经过补充侦查，警方依旧没能收集到更多的直接证据。
最终，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这起案件做撤案处理。
可这个决定，让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是一起致两人死亡的特大命案，七条人命，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全村村民都在关注，如果就这样撤案，凶手逍遥法外，该如何面对死去的受害者？该如何面对悲痛的家属？
而且，在所有人的主观认知里，凶手就是洪开元。
案发时，现场只有他、受害者和两个孩子，孩子没有作案能力；案发后，他第一时间潜逃，一躲就是七年，如果不是他干的，他为什么要跑？
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逻辑，也是所有人都认定的事实。
可在法律面前，主观判断永远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办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如果有充分、完整的证据链条，即便没有嫌疑人的口供，也可以定罪；但如果只有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就不能定罪。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所有人都知道是洪开元干的，可法律却需要铁证。
为了查清案发当时的真相，为了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警方重新制定了审讯方案，不再一味地逼问，而是从情感、家庭、孩子的角度，反复给洪开元做思想工作。
民警们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你要是老老实实配合，交代实情，以后你的孩子读书遇到困难，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家条件贫困，家里的老人，我们也会协调民政救助政策，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洪开元，你别忘了，死的是你的妻子，是孩子的亲妈妈，还有孩子的亲外公。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两个孩子考虑，给他们一个交代，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一遍又一遍的劝说，一次又一次的心理疏导，终于触动了洪开元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潜逃七年，他活在恐惧和愧疚里，日夜难安。面对民警的真诚，面对孩子的未来，他终于放下了心里的防备和抵抗。
2013年1月10号，在被抓获两年之后，洪开元终于第一次开口，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叶顺清和叶昌珍的全部犯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