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小五的住处。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平房区，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墙根堆着蜂窝煤和旧自行车，空气里飘着煤炉子的味儿。侦查员敲开小五的房门时，开门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瘦高个，看到警察那一瞬间，眼神明显慌了，下意识往屋里瞟了一眼。侦查员往屋里一走，看见一个长头发女人蜷在床角，穿着件旧棉袄，低着头，双手抱着膝盖。正是徐梅。
徐梅被带回审讯室的时候，整个人显得有些木然。她坐在椅子上，没哭没闹，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带着一种说不清是疲惫还是释然的语调，像是憋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可以倒出来了。她没有抵抗，对杀害周建刚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从头到尾把事情讲了一遍。
她讲起自己的来路。湖北宜昌，长江边上的城市，她从小喜欢看书，趴在自家阳台上看了好多年小说，作文总是被老师当范文念。初中毕业之后她去了武汉念书，那几年没少往报刊投稿，有些稿子还真登出来了，她摸着自己名字印在报纸上的铅字，觉得这辈子就该干文字这行。后来回了宜昌进了葛洲坝集团，工作稳定但枯燥，日复一日对着报表和文件，她心里那股文学的火苗一直没灭。那段婚姻维持了一年多就散了，留下一个孩子给了前夫，她净身出户，一个人背着行李来了北京。
北京是个大得吓人的城市。她住在城郊租来的小单间里，冬天暖气不热，裹着两条被子缩在床上写稿子。自由撰稿人听起来挺潇洒，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写严肃文学没人看，为了糊口，她开始写那些花边新闻、明星八卦，标题起得抓眼球，点击率上去了，稿费才能多一点。她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国民航报干过临时工，都是合同制的，干完一茬就走人，始终没拿到正式编制。但她聪明，口才也好，面试的时候总能让对方眼前一亮。2000年初，她在一场招聘会上遇到了周建刚。
那场招聘会在一个中等规模的会展中心里头，摆了十几张长条桌，各家报社的人坐在后面收简历。徐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大衣，扎着马尾，在人群里挤来挤去。轮到她跟周建刚面谈的时候，她没有像别的应聘者那样紧张得结巴，反而大大方方地聊起了自己在几家大报的经验，聊起自己写过的稿子，聊起对媒体行业的理解。周建刚那时候已经是这个专刊的主编了，穿着深蓝色夹克，坐在桌子后面，目光在徐梅脸上停了好一阵。他说，你条件不错，来试试广告业务吧。
徐梅进了周刊，一开始干得挺卖力，拿着刊物的广告册子跑了半个北京城，见客户、递名片、讲方案，嘴皮子磨破了好几层。可拉广告这一行没那么好做，客户冷脸、推诿、放鸽子是常事，跑了两个月，只谈下来两单小业务，业绩表上排倒数。她心里压力越来越大，晚上回到租的房子里头，对着镜子掉眼泪，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拼，怎么这么难。有一天她实在扛不住了，跑到周建刚办公室，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膝盖上。
周建刚看着她哭，递过去一包纸巾，嘴上说着安抚的话，心里头却早有自己的打算。他其实从招聘会上第一次见到徐梅的时候，就被那种带点忧郁的文艺气质打动了。在这之前，他早就打听过徐梅的个人情况，离过婚，有孩子但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北京漂着。他觉得这是个机会。第二天，他就在编辑部例会上宣布，徐梅调任主编助理。
徐梅对这个安排求之不得。她在北京举目无亲，心里头一直想找个依靠，周建刚是领导，在北京站住了脚，又是把她招进来的人，天然就成了她心里那根可以抓的稻草。两人越走越近，一开始是午饭时间一起在楼下小馆子吃面，后来下班后也一起走走聊聊。徐梅有意无意地提起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的难处，提起那段失败的婚姻，提起过年回不了家的孤零零。周建刚听着，手搭在她肩上拍了两下，说以后有事就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