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那天是5月15号，农历三月廿八，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太阳还没完全落山，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小腾那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领口绣着朵小碎花，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脚上一双白色帆布鞋。头发扎了个马尾，用一根橡皮筋绑着，额前有几缕碎发被汗粘在脑门上。她挎着两个收银的帆布包，包老板特制的，灰色粗布，上面印着两个字，每个包里分好几个夹层，分别装一块、五块、十块的零钱，整整齐齐，从不搞混。
傍晚六点半左右，小腾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爸妈还在田里给玉米苗间苗，裤腿上沾满泥巴，腰弯得直不起来。手机响了，老太太一看是闺女的号，笑得眼角的褶子都挤到一块了。
妈，吃饭了没？小腾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脆生生的。
还没呢，地里活没干完，你爸说再薅两垄就回。你吃了没？
吃了，老板给叫的盒饭，今天有红烧肉呢。
哎哟，那好那好，别省钱，该吃吃。周末回家不？妈给你熬绿豆汤，天热了喝那个解暑。
回，肯定回。我还想喝您做的疙瘩汤呢。
行行行，回来妈给你做。你一个人在镇上住，晚上锁好门啊，听没听见？
听见啦，妈您就放心吧。我这儿热闹着呢，好多人。
母女俩又聊了几句，直到小腾那边有人喊换币，才匆匆挂了电话。老太太把手机揣回兜里，弯腰继续干活，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她怎么都想不到，这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听见闺女的声音。那几句家长里短的叮咛，往后再也没有人应了。
按规矩，台球厅晚上应该有两个员工当班。除了小腾之外，还有个姓吴的男同事，大伙儿叫他小吴。小吴二十出头，瘦高个，平时话不多，干活倒踏实。但那阵子隔壁麻将馆的老板娘扭了脚，店里缺人手，小吴下班后就过去帮着看摊儿，一连好几天没在台球厅待满整晚。包老板也默许了，省一个人的工钱不说，小腾一个人也扛得住，反正这段时间没出过乱子。
那天晚上来玩的人比往常多一些，可能是天热了大家都不愿意在家闷着。外屋两张台球桌都有人打，里屋的游戏厅更是满满当当，六台老虎机前面都坐着人，扑克机那边还围了三四个看热闹的。烟抽得屋里乌烟瘴气，小腾来回穿梭着换币、找零、递水，额头上的汗没干过。
到了晚上九点多，人开始陆陆续续散了。打台球的那两拨人前后脚走，老虎机前面也空出了好几个位子。小腾趁着空档靠在墙边歇了歇脚，从兜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有一条未读短信，是同学发的，问周末去不去镇上新开的奶茶店。她回了两个字：去呀。嘴角翘了翘。
十点过后，里屋只剩下三四个客人还在机器前耗着，都是常客，脸上带着那种输了不甘心又挪不动腿的表情。其中一个就是刘晨。
刘晨，辽宁建平县人，二十三岁，在镇上的电厂做设备检修。他个子不算高，一米七出头，身材偏瘦，颧骨有点高，眼睛不大但挺有神。长相其实不丑，就是有个毛病，说话结巴，一着急就我我我地磕巴半天，脸憋得通红。因为这个毛病，他从小没少被人笑话，心里头一直窝着一股说不出的自卑。
但这会儿在发电厂上班，对于2007年的小镇青年来说，已经算相当体面的工作了。一个月到手两千多块，旱涝保收，还有五险一金。凭着这份工作，前阵子还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是镇上邮局的，圆脸，梳着齐耳短发，说话温温柔柔的。俩处了几个月，感情还不错，周末一块逛逛街、吃个麻辣烫，刘晨觉得日子终于有盼头了。
坏就坏在赌博上头。
刘晨来这家台球厅，表面上是打台球，实际上每次都钻进里屋玩老虎机。起初是十块二十块地试水，赢了两次觉得来钱快，渐渐就收不住手了。五十、一百、两百...输红了眼的时候，半个月工资一晚上就填进去了。女朋友劝过他好几回，有一回甚至把话撂在了明面上：你要再赌，咱俩就拉倒。刘晨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一出了邮局的门，两条腿不由自主就拐进了台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