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开始对其革命道路与方式进行反思，开始加强政党的组织性，中华革命党这时作为组织比较严密的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不同的是，孙中山以个人忠诚作为加入革命党的条件，使得党的动员力减弱，继而影响到其战斗力。其实在倒袁斗争中，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功能，而护国运动也更多的表现出军阀混战的色彩。尽管如此，护国运动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到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值得重视的，一是组织比较严密的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出现，二是各地的军阀势力在倒袁斗争中开始坐大，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
（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
1袁氏称帝始末
钟伯毅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国会复遭解散，袁世凯之威权如日中天。南方诸省备遭压迫，湖南若干人士侥幸能保全则应归功于谭组庵与熊秉三（希龄）等之努力。赣宁举兵失败后，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均受通缉，独湘督谭组庵得黎元洪之力保，且袁、谭两家原有世谊，故组庵得免论罪，唯袁氏坚持组庵必须离湘赴京。时余虽已被取消议员资格，然未遭通缉，熊秉三方组第一流内阁，任国务总理，复以乡谊，邀谭北上，且挽余转劝组庵来京，盘桓数月，以缓和南北之紧张气氛。余因留京，伴组庵日日游宴。组庵来京后尝拜谒袁世凯两次，熊秉三亦颇尽维持之苦心。组庵名义上住于国务院内秉三处，实则寄寓头条胡同小关三庙。湘籍议员多已离京远避，惟余每日陪伴组庵游玩山水、走马章台。组庵平素自律甚严，此时乃不得不佯犯自浼，以免项城之疑忌，此中委曲求全之苦心，惟余一一洞悉。
而湖南方面，除财政司长陈炳焕及部分激烈派之革命党人惨遭杀戮外，实力大多得以保全，其间组庵与秉三诸人实煞费筹划。至于透过汤化龙与芗铭之兄弟关系，因而获得庇护者亦不少。然芗铭终以杀戮党人之故，致有“汤屠户”之恶名。
湘人李执中（懋吾），为国民党议员中之激烈派，遭袁氏下令通缉，时亡命日本，生计窘迫。常沣镇守使王正雅，尝于辛亥年受执中策动，兴兵独立于荆州，甚感德焉，又知执中未尝降袁氏，因百计乞湘督汤芗铭转呈免赦，会袁氏谋称帝，欲缓和党争以牢笼天下，故下令准免执中之通缉处分。执中闻讯勃然怒作，径电袁氏痛斥其窃国祸民之罪，且谓：“吾本无罪，独X夫有何资格赦吾之罪。”声名震动一时，王正雅几因此落职王正雅为一旧军官，辛亥武昌起义后，王率巡防营三营并募集旧部二营，取道湘西，攻克湖北之荆州，守军开城迎降，王于此役中曾受伤。后驻荆半载，终以客军被摒，退回湘西，初任湖南第四区守备队司令，后任常沣镇守使。民国9年7月，王为谭延闿所派之常沣镇守副使卿衡所杀害。。自是以后，孙中山对李执中之伉直敬礼备至。日后执中且赞成护法，南下参加广州国会。惟以久处潦倒，执中乃一贫如洗，迨曹锟准备贿选总统时，执中穷愁老衰，已难守正不阿，又有受贿议员前往劝说，以南下护法议员领受他方津贴，其同为“受贿”则一，又何必故为区别。执中意为之动，竟欲参加贿选，覃振与余二人前往力劝，挟之出京，执中初犹怒斥余等多事，以老衰为辞，不愿离去。迨抵天津，则又促余等立即携之南下，彼恐在津再受直系之劝说，无法抵抗其压力也。由此可见名节之保全诚非易易。即国民党议员同志中，平素标榜党性坚强而临难变节受贿者为数亦不少。组庵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时，执中为常设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