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起义历时三年，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机动快速和长途奔袭，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先后同北洋政府军队二十多万人作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沉重打击了各地的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这次起义战争的失败，客观上由于敌人强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统治趋于巩固，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主观上由于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这次起义战争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之际，但起义军基本上始终墨守“打富济贫”这种只能满足农民暂时微小利益的行动，而没有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豪绅的土地，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这就影响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影响了部队的大规模发展，以致无法在群众中扎下深厚的根子。这也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但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难于完成彻底反封建任务的，是难于将起义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
西进陕甘，是战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区，虽然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雄厚，但工农群众的抗袁斗争相当普遍，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诚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失败后，北洋政府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围剿”，使起义军增加了困难。但是，只要坚决依靠群众，采用灵活的战术，还是有可能克服困难，在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由于起义军的领导者只看到敌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进陕甘的决策，进入了群众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使起义军的作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进入地瘠民贫、民族X矛盾尖锐的甘肃地区，困难就越来越大。虽然甘军的战斗力很弱，起义军却连遭挫损。战略方向上的这一错误，成了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至于西谋巴蜀，从当时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来分析，那里的讨袁战争已经失败，袁世凯已加强了对该省的统治，加上该省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当雄厚，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即使实现了入川计划，能否站稳脚跟，也是值得怀疑的。
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山区根据地
从起义军初期和中期活动的地区来看，是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有利条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高岭险，易守难攻；当地农民的自发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对白朗起义军深表拥戴，“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③但由于起义军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虽有良好条件而不知利用，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垮当地的地主武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根据地。由于没有可靠的后方作依托，总是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可靠的补给和休整的机会，重蹈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
偏重于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被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战斗中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白朗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机动灵活，但没有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起义军在五个省先后攻破县城四十座和无数市镇、关隘，但是，歼敌正规军百人以上的不过十多次，歼敌一至三个营的不过六七次，其余多是人数不多的民团、商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军所以不断攻城，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粮饷和械弹。正是由于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遭敌围追的被动地位。起义军经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便于利用山险杀“回马枪”，伏击尾追之敌。可惜，他们不善于运用此种战法，结果，不但丧失了歼敌良机，反被敌军穷追不舍，陷入被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