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皭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