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决定，绝不是自己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事。
在写下「我要把她的名字放回去」之后，林薇开始冷静思考。
她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能靠情绪。
林薇很快就发现，把真相写成文字，和在心里知道它，是两回事。
她一开始以为，只要把老张说过的话整理出来就够了。
可真正动笔之后，她才明白——
每一句话，都必须能承受被怀疑。
每一个时间点，都要能对得上另一个人的记忆。
她开始一次又一次回头查证。
翻找旧报纸、地方志、残缺的族谱影本，甚至是几张快要碎掉的照片。
有些地方，她写了，又划掉；
有些段落，她隔了好几天才敢补上。
因为她知道，这一次，她不是在为自己记录。
她是在替一个被刮掉名字的人，重新站到光里。
接下来的日子，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单调。
白天，她查资料、比对年份、翻阅地方志与残缺的旧档；
夜里，她重听老张的录音，把每一段停顿、每一次哽咽都重新标记。
族长说过的话，她得一字一句地验证，反覆辨认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推测，或哪些只是长年压抑后留下的伤痕。
也没有再主动找村里的人打听。
一旦这件事被说出口，就不再只是「记得」，而是要被质疑、被检视、被反驳。
桌上的文件一天天叠高。
日期、地点、人名，被她写成一条条清楚的时间轴。
互相矛盾的说法，被她并排列出，在旁边标註来源，并重新查证。
那些无法证实的传言，她没有删掉，只是诚实地标上「口述，待查」。
慢到有时连自己都怀疑，这样真的能改变什么。
但每当她想停下来，就会想起那张发黄的纸——
「要是有一天能再上台，这一句，记得换气。」
于是她又低下头，继续写。
那不再只是关于林秀云的一段遭遇。
而是一份，足以被摊在灯光下、被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正式报告。
在写的途中，风声已经在村里传开。
有人在巷口低声问起她的名字，又迅速住口。
有人看到她，点头却不敢多聊。
也有人在夜里敲她的门，只问一句：「你写的那个……是真的吗？」
连续几个晚上，她都写到天亮，汗水把纸边晕开了一小块。
桌上的文件越叠越多，铺满了整张桌子。
一份厚厚的文件，终于完成。
封面没有任何煽情的标题，只写了一行字：
〈关于林秀云之生平、死亡与族谱删名过程之整理报告〉
林薇合上最后一页，指尖在纸张边缘停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