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昏睡中被推醒，睡眼朦胧看见一位女警正在弄我的手铐，我当时还没完全清醒，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有人在门外冷冷地：“别管她！愿意戴就让她戴！”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在清洌的寒风中，我坐入一辆已经启动的警车，它张扬地拉着警笛，一路畅行无阻开到郊区某军用机场。
一架小型军用机静静地停在那里，它将载着我和两名专案组成员飞离省城飞向首都北京。
除了“跟我走”、“上去”、“坐这里”的简单指示，没人对我再解释什么，没人多看我一眼，但我已经发现自己身份在悄悄改变。
因为两位昨天还横眉立目的专案组成员，上机就坐在第一排疲惫不堪伸腿歪头地睡了过去，再也不管我这个危险人物，我振奋地沉默着，猜测着此行目的。
飞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当舷窗射入第一缕金色的阳光，我也开始有了第一生理要求，我自行起身向机舱尾部走去，简单洗漱一番再回来，发现座上多了矿泉水、面包和双汇肠。
一位佩空校衔的空军军官，微笑自我介绍说他是机长，这是早餐。
他的笑容让我倍感亲切，要知道，那可是我两天来看到的第一个善意微笑。
我感激不尽地对他点头，不客气地拿了起来，我那时嘴肿得很厉害，但饥渴战胜了撕痛。
我拧开瓶盖先把水小口送入嘴中，矿泉水冰凉彻骨，喝得我痛苦不堪。
我又把面包揪成小块，胡乱往嘴里塞。
我费了半天劲才算吃完一只，又去拿那半瓶水，突听一声惊问：“哎？你，你是怎么摘的？”原来前座的年轻警察已经醒了过来，也正在吃早餐，此刻塞了一嘴的面包，正回头探身看我，好象我是个天外来客。
我知道他变颜变色的原因，因为那副挂了一天一宿的手铐，此刻明晃晃地搭在椅背上，而我用解放的双手，正大模大样地连吃带喝。
我从昨天起就没有开过腔，此刻费力张口，向他解释：“刚摘的，上厕所不方便……”他眼睛瞪得老大，好奇心已经战胜了厌恶感，继续问我：“你怎么摘下来的？”我那时很想与他勾通，就试探道：“吃完饭，我再戴上行不行？”他面孔立沉瞪我一眼继续早餐，这时，在前座我看不见的地方，冷冷发出一个声音来，是那位专案组主审警官的声音，他说：“不用了。”
而后再就没话。
机长在一边看得分明也来了兴趣，一再要看脱铐的过程，我对他印象极佳，就真的给他演示了一番，他虚心请教又实际操作，最后也没学会。
那个北京刑警也坐过来，一直冷眼旁观，最后大概也看得无趣，咬着火腿肠不屑走开，扔下一句贬语：“雕虫小技！”他的态度，彻底断绝了我想继续勾通的所有欲望。
后来我知道，正是因为对那位徐处长殉职的悲痛正烈，他们对我恨意仍浓余怒不减，所以根本不想与我多说哪怕一句话，这也直接造成了接下来的尴尬局面。
下飞机后，我被专车接到位于朝阳区的中日友好医院，在一间院长办公室里，有人向我介绍几位官员，当我听清一位是外交部司长、一位是公安部外事局负责人时，真是如堕雾里晕头转向，好在当兵时还算见多识广，保持了基本的镇定。
因为我当时形象卓绝，称得上是鼻青脸肿，所以他们看我的表情倒有些惊讶。
那位外交部的司长，还指着我的手脸关怀倍至地问：“怎么，小施也受伤了？一会也在这里检查一下吧。”
我来不及说什么话，已经被拥着向外走，我莫名其妙地被一路拥入这家著名医院的贵宾区，百思不得其解地被动前行。
这时，贵宾病一间房区门前，几个衣冠楚楚的人映入我的眼帘，他们似乎在迎接我们一行，其中一位中年人鹤立鸡群，他似乎认得我，正向我微笑颌首致意，这笑容中有我极熟的成份，我怔了一下猛然认出来他是高炬，立刻止步。
当时，离那间贵宾病房只有十几步远的距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