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时间，用于晓梅给我的手机号打了电话，讲述了我和肖东琳见面的全过程，于晓梅听完，说：“我知道了。
施慧，如果再有什么事，你就这样随时报告！”我说：“晓梅，我还有个私事。
我欠肖东琳20万，是去年我向她借的，她已经在东辰公司撕了借条，但我还是想还给她，我不想和她再有任何联系！”于晓梅沉吟了一下，说：“施慧，你等等，我过后再跟你讲！”过了一会儿，她把电话再次打过来，她说：“这钱就先这样吧，你不要再去东辰公司了！”我有些怅然，无缘无故地白拿了肖东琳二十万，我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但于晓梅的指示，我又不能不遵照执行。
因为高煜给我的是一张支票，所以再次存这笔钱必须经过他，高煜始知道我没有去还钱，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自然不能告诉他于晓梅的事，就说东辰已经有人替我还了。
他当时脸色有些阴郁不快，但那时他忙于公司开业，已经顾不上我这档子事了。
虽然我和高煜算是终身已订，但他那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我是走不进去的。
我只知道，从出狱那天起，他就开始与北京的朋友联系办公司事宜，他正月十五前跑了趟北京就把那20万还给了我，据他说这20万，是他一笔商业贷款的年度利息，他笑说如果那时还不上的话，他就倾家荡产没法娶老婆了。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当年并不仅仅是开正源律师事务所那样简单，他还有别的投资和买卖。
对此，我从不过问，他也从不对我提及。
“五一”那天，他的公司在正源律师事务所的原址悄悄开业。
他在家宣布时，曾对他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爸，不习无不利！你逼我学法律，是最大的错误。”
高元林付之一笑：“我看未必！”高煜傲然道：“头四十年看父敬子，后四十年看子敬父！爸爸，我的目标是在你退休后，到北京养老！”祈文芳那时也即将退居二线，首先投赞成票：“好！”随嘴哼出一曲京韵来：“走遍了南北西东，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高元林慢慢道：“干父之蛊？好，有志气！外经贸部那边，用不用我出面？”高煜说：“那倒不用，我想弄点刘炳森韩绍玉那个级别的书画，到北京用得上！”高元林说：“行！”…………高元林始终不赞成小儿子经商，但当他发现已经控制不住高煜厚积薄发的经商欲望，而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已日落西山时，就开始动用一切能量来帮助儿子。
他当时在政协挂职副主席，虽是个清闲悠哉的位置，却也是实职的副省级领导，无论在省城在京城，都有着诸多关系和一定的影响。
高家父子的上层路线，是我这样小门小户的女儿家无从想象的。
这种家庭聚会，我总是屏心静气坐在一隅，看着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祈文芳对此非常满意，常笑说施慧开始我觉得你挺厉害的，还担心老二怎么喜欢一只母老虎，现在看你就象一只小猫，你怎么老是不爱讲话呀？是不是还想你妈呀？我看得出来，高家对我这种与世无争的性格还是赞许的。
因为他们一家老小，几乎人人能干个个强悍，连大儿媳妇都是日本有名的华商之后。
而我从进入这个家就心存感激，从来不想表现什么性格，叫他们很是宽心。
我也知道即将为人妻为人媳，有些事是必做的。
我那时在高家，常和小保姆混迹于厨房。
我不会做饭，但祈文芳也热衷此道，经常在别人收拾完鸡鱼虾蟹备好佐料后，全副武装下厨表演几分钟的烹饪过程。
我也开始为她做那些准备工作，只可惜她烧的菜大都口感清淡提不起味觉，叫我时常怀念徐亮妈妈的浓汤重味。
说起徐亮来，不能不提一下，他曾经率领同事，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
但那天最令人瞩目的，要属祈文芳和高煜母子的出席。
当徐亮发现我竟然这样快就成为一位高官家的准儿媳妇，惊讶程度可想而知。
他不好意思上前，我当时也还没有手机，他就托黄姐把一只手机塞在我手中，他远远地坐在车里，问了我这样一句话，他说：“施慧，我知道我不应该这种时候问你，但我又不能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