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东辰公司档案室中，捧着这本叫做《新财经》的杂志，在一个日本女企业家有限的描述中，我再次触摸到林教官的依稀往事，不由思绪纷飞，追忆盈怀。
作为一名涉外特警，执行一回普通的对外接待任务，想来前后也就短短月余，已经让一名情窦初开的女孩、一个牛津大学的女生倾心爱慕，至今难忘，林知兵当年军人风采之卓绝，才情气度之精彩，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对一名特警战士而言，所谓个人魅力也是致命的弱点，这个职业并不需要过多的个人色彩，更多的时候，则需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来做不平凡的业绩，特别是执行合作任务时，应该融入集体成为沧海一粟。
林知兵并不是锋芒毕露的性格，相反倒有些内向，可他的那种魅力风采，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在九十年代初期，这种超乎同龄人的精英气质和出类拔萃的外语水平，最终成为他悲壮宿命的根源。
在吉田百合子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父亲的劣迹，她不会亲口承认，正是吉田荣作当年的恣意诬告，才导致林知兵有那样的悲情结局。
她和她父亲，恰恰是林知兵生命的最后一年的最大阴霾，在当时日中友好的大背景之下，那个吉田荣作老头通过外交途径给一名中国特警施加**威，让他因所谓“作风问题”而蒙受的不公司待遇，至死没有解脱。
又有谁会想到山不转水转，若干年后，这竟然又会成为一个日本大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的契因。
我久久凝视着杂志上那张访谈合影，心情复杂。
杂志中的女企业家，坐姿高雅略显娇小，很难想象能执掌一家大集团。
十年前，她曾在林知兵牺牲之际，从香港抵达大陆，在医院长跪不起，表达心中忏悔。
肖东琳亲眼目睹，形容她长相素净。
一个女孩，有了心中所爱，不是过错，有罪的是那个冥顽不化的父亲，一个固守军国主义观念的老家伙。
手机在我身上响了一遍又一遍，我怔然冥想无心接听，直至档案室哗啦啦地洞开，小燕子笑着告诉小红帽姐姐不要躲了，大灰狼走了！我这才悠然转醒，突然产生疑问，东辰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新财经》杂志呢？我把那本杂志放回去，临走之前好奇地又看看其它包，发现竟然全都第七期。
我粗略算了算，这十几包杂志估计要有上千本，这种月刊杂志时效性都很强，这样囤积只有一个后果，就是让零售市场绝迹。
我径直上楼，宁馨儿从秘书台站起来，与我交换着会心的微笑，有了那样一个默契的电话，我已经从心底里原谅了她。
我走进郑子良的办公室收回了我的辞职信。
此刻的郑子良，大概也开始发觉我的执拗和意志力，再不追问埋怨我方才的有意回避，只是催我去领奖金。
我在财务处签字领到一个银行卡，他们告诉我里面是2万元，我心中暗惊，但没说什么就收下了，在司法厅我就吃过奖金的亏，已经学乖，这回我既然身在公司，绝对不想再表现什么性格，让大家觉得我特立独行，我会把这笔“不义之财”好好安置的。
其实从那时起，我对郑子良和他的东北分公司的行为，已经开始有了隐隐的怀疑。
回到家里，我讲“十一”要随公司的旅游团去南方，只可惜不能带妈妈一起去，有些遗憾。
我妈很高兴女儿能在大病初愈后，有个好机会出去散心，自然双手赞成。
表妹小婉听了嗤之以鼻，说十一黄金周去旅游就是个遭罪。
我那时很想趁着旅游的机会，和老战友说说心里话。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并不对家人讲。
我急着给妈妈备足药品，挽留保姆阿姨多呆一周，帮我再照顾妈妈几天。
我们那时已经给她找到了新工作，可我想小婉到了节假日肯定交际活动频仍，兴头上来神龙见首不见尾，恐怕都不能保证天天回家，指着这样的妹妹来照顾病人，是没法放心的。
准备动身之际，我突然发现身份证还在派出所押着呢。
那是在医院探望凌敏被人围攻时，我打伤了几个民工，派出所扣下身份证才把我交给徐亮，当时颇有取保候审的意味。
而这之后的时间里，我连病带伤外加到东辰工作，把那件事忘在脑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