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我在公安医院急诊室急救时，没人知道我做摘肾手术刚一个多月，医生极度奇怪这个伤者年纪轻轻，伤也不致命，怎么生命体征这样坏，为了抢救他们果断用上了强心剂。
一针扎将下去，监护器上我的心脏曲线才恢复正常。
事后证明我是幸运的，这个措施对于我当时肾脏水肿的情况，是非常及时而必要的。
当天上午，我在公安医院的特护病房醒过来，病房里守护我的是两位女警，其中一位我见过，就是昨天给我防护服的年轻警花，自我介绍说是警队内勤小宋，另外一位就是令我昨晚倾心不已的女刑警田姐，比我要大上几岁，为人泼辣说话热情，她们向我讲述了凌晨救护我的情形。
田姐是这样描述徐亮的：“小施你可把我们小徐吓坏了，昨天抓了那么大个儿的罪犯，他竟没顾上看第二眼，就一路狂奔用他的车送你进医院。
听医生说你没事儿了，你猜怎么着，那么大的个子腿一软，一屁股就坐那儿了，抱着头半天不起来。
局长问情况的电话在他身上哗哗响，他也不接，就在那儿喘粗气，我们几个费挺大劲才把他给弄起来。”
那小宋也笑着补充：“是呀，我今天早上三点给接过来时，看见咱们警长正在急诊室外来回走，一趟一趟的走得人眼都花了，我看了直犯晕！”“好啊，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徐亮说话间精神抖擞地走进来，浑身都带着破了大案后的那股胜利喜悦，一点看不出一夜未休的疲倦。
他对我说：“哈哈她们说得对！我当时就是吓傻了，因为是我把你给扔下一走了之的，真要就此光荣了，我还不得愧疚一辈子！”他身后亦步亦驱地跟着我的小表妹，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小婉看到我面无血色卧床不起兼带失语，还是吓得不轻，抓住医生紧张地问：“哎呀大夫，我姐是不是哑吧了，她咋说不出来话了？”大家都安慰她说不会，于是便开始新一轮诊疗处置，验血验尿彩超CT，楼上楼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
最后医生在我的喉咙处加安了一个特种质料支架，禁止我做大幅度的转头动作，并宣布我将失声一段时间，以利严重损伤的喉骨和声带恢复；他们终于知道我有手术史，由公安局出面去取医大一院的病历，确认我的高烧源于肾脏水肿。
这两条足以把我打到重患病册上，但并不要命，反正我一年里连住几回医院，只当流年不利该有此劫，要命的是我刚刚结识的记者朋友强磊，他闻讯在第一时间赶来，全不顾自己还鼻青面肿，拎个录音笔逮住刑警就问情况，不到半个点已经和徐亮拍拍打打成了哥们。
他一点不见外地坐在病房里一整天，埋头狠击笔记本电脑，当晚报道就挤上了晚报的版面，又在翌日省报上发表了长篇记实，从此将我打至最不情愿进入的喧嚣中。
我始终也不敢看他是如何妙笔生花的，我顶厌恶把好好的一个人上纲上线，从此是神非人。
后来还是小婉告诉我他文笔相当好，文风朴实，写得感人肺腑但并不过份。
不管怎么样，反正这报道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从入院翌日，我的病房被各级领导和大小媒体所包围，开始有大把人的关注我的伤病，询问我的境况，留下亲切的慰问，甚至是……捐款。
我起初几天无力离床，与人交流都靠写字，对慰问逃不开躲不掉只能逆来顺受，好在被禁声不用说话，免去了许多麻烦。
最闹心的要属那些照像机摄像机，只要有省市两级领导的场合，不管是人大政协还是妇联公安，森亮的镜头枪一般瞄着我的病床，扫得我面肌僵硬体无完肤，我后来想过干脆象那个歹徒一样，弄个面罩把头套起来就好了。
因为那篇报道的的轰动，强磊被省报派驻我的病房进行全天候蹲守，还当仁不让成为我的新闻发言人。
他敬业到连小婉都没空搭理了，一手拿着数码相机，另一手不停地跟来访媒体握手寒喧，还时不时抽空**我应该怎样得体地面对。
我实在打不起精神来，配合得一塌胡涂，记忆中那天病房乱成一片，最后连徐亮他们的影都看不到了，全都给挤出病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