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告诉我们，要把一个空间清空，最有效的方法是排成真空。但在情感的领域里，清空一个人的痕跡，往往需要一场足以推翻所有记忆的、名为「放逐」的仪式。
毕业后的那一年，我拒绝了父亲要我直接进入家族企业实习的安排。我的人生地图上从来没有所谓的「负担」，没有助学贷款需要偿还，也没有为了生计而必须妥协的急迫。我的家境优渥，名字里的「鸿运」确实给了我物质上的庇护，让我即便在最失落的时候，依然拥有转身离开的门票。
我拿着家里给的一笔足以在欧洲流浪整年的资助，背起那把陪我走过无数深夜、指板已被磨得斑驳的旧吉他，把自己丢进了完全陌生的国度。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我想去一个听不到中文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林鸿运」是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去一个没有方琳琳气息的地方。
我以为只要跨过半个地球，只要听着德语、捷克语或法语，那些关于「橘色街灯」的记忆就会因为讯号不良而自动断线。但记忆不是电讯，它是寄生在灵魂里的病毒。
在啟程前，我回了一趟空荡荡的吉他社办。我看着那个曾经教方琳琳按压和弦的转角，那里还残留着一点点木头与蜡油的香气。我最终决定把那把陪我守候了四年的吉他留在那里，并附上一张纸条：「给下一个想用旋律陪伴的人。愿你的旋律，能有幸被听完。」
我之所以留下它，是因为我怕带着它，我就永远没法在异国的土地上，学会如何唱一首没有方琳琳的歌。那把琴装载了太多的橘色碎光，如果带着它，我怕我连飞机起飞时的轰鸣声，都会听成那首《夜曲》。
我的第一站是伦敦。
那里的雨比起南方校园的午后雷阵雨，更显得阴冷且傲慢。伦敦的风景是灰蓝色的，带着一种工业革命后残留的、冷冰冰的秩序。我住在父亲託人找的高级公寓里，窗外就是繁忙的街道，但我却觉得自己像是一粒掉进真空瓶里的尘埃。
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会坐在泰晤士河边，看着灰色的水面。我发现，即便身处千里之外，即便我不需要为了生活发愁，雨声依然会自动在我的脑海里转化成《夜曲》的节拍。那种 c-g-am-em 的循环，像是某种刻在骨血里的诅咒，无论我走多远，只要一闭上眼，它就会准时响起。
这四个和弦，其实是我心底最深的执着。我试着在异国的街头笑得比谁都大声，甚至有些刻意，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笑声其实是为了盖住心底那种近乎荒凉的安静。我恐惧的并不是孤单，而是害怕一旦周遭安静下来，我就会听见那些残留在骨血里的旋律，正无声地对我进行一场凌迟。
在那座灰色的城市里，我常坐在窗边，手里握着在当地琴行买来的、价格昂贵的新吉他。那把琴声音很准、共鸣极佳，却缺少了一种被守候磨出来的、温暖的痛觉。我一遍又一遍地拨弄着这四个和弦。
这组和弦带有一种「断断续续」的感觉，就像是当年我想对方琳琳说出口，却被风吹散的告白。伦敦的风很大，吹散了路人的帽子，也吹散了我试图建立的理智。我发现伦敦的秩序感，竟然与方琳琳眼底那抹理智的清冷有些重叠。她的人生不能有误差，而这座城市的人们，也正精准地在雨中计算着步伐。
于是，我往南走。我去了巴塞隆纳。
那里的阳光烈得像是能把灵魂晒出一层皮。我走在兰布拉大道上，看着那些色彩斑斕、扭曲变形的建筑，听着街头艺人弹奏狂野的佛朗明哥吉他。那种音乐充满了愤怒与焦灼，指尖在琴弦上飞速跳跃，发出急促且爆裂的声响。我试着去学那样的频率，试着让感官处于过度曝光的状态。
在加泰隆尼亚的深夜里，我会在那种消费极高的俱乐部里挥霍。我笑得比谁都大声，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笑声其实是为了盖住心底那种近乎荒凉的安静。我害怕如果我不製造出噪音，我就会听见方琳琳在北方雨城独自走路的声音；我害怕我会听见那枚被她带走的拨片，在书桌上轻轻敲击的声音。
